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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1963-1973
隊發展史 香港學運的「勞動」篇 ── 記「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林凱欣 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下稱『服務隊』)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初是全港專上學生組織中，唯一以社會服務為主的聯校團體。『服務隊』組織嚴謹，強調體力勞動服務的精神，以及關注國家民族與社會問題的意識，在學界中是別具特色的學生組織。自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成立，九年間不斷檢討活動成效及工作形式，尋找實踐社會改革理想的方向。一九七三年當香港學運蓬勃發展之際，『服務隊』淡然解散，過中發展歷程體現了學界在時代中的變遷。 由萌芽至成立 (一九六三年九月至十二月) 五十年代後期，南來逃難學人在香港開辦大專學校，推祟傳統學術文化的精神，在殖民地教育制度中開創了新領域，而外國的文教團體和出版機構，通過出版刊物及舉辦活動，如友聯出版社所辦之《中國學生周報》，亦給予年青人認識社會及世界事物的另一種途徑。六十年代初期，社會出現了一個「文社」現象， 年青人以文字探索思想方向的表現，不少社員成為日後大專學界社會服務及學生運動的中堅分子。然而，香港大專學生對社會事件亦鮮有參與，直至在一九六二年五月的難民潮，崇基學生積極參與救助，漸現大專學生同情與關懷社會的行動，隨後，一九六三年大觀村徙置事件，更體現了大專學生社會意識的覺醒。 一九六三年中，政府下令清拆在九龍鑽石山大觀新村的寮屋區，並要求居民在九月六日前遷往西貢坳七號墳場舊址作臨時安置。這次遷徙事件引起社會各界人士關注和同情，傳媒對大觀新村居民遭遇的報導更為政府帶來不少輿論壓力。 大專學界對大觀新村徙置西貢坳的的境遇深表關注，並將關懷付諸行動。當時先有熱心的同學組織到西貢坳實地調查，繼而著實籌備，以工作營的方式協助居民解決建屋困難，並投稿報章發動宣傳。他們的號召得到不少大專學生及社會人士支持和響應，參加者來自多間院校的大專學生，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浸會、珠海、香江、華僑、廣大、德明、聯大，另有聖約瑟、工專、瑪利諾等校同學以及外籍學者、院校教授、牧師等共三百六十二人次；基督教大專學生公社、世界大專服務會香港分會、世界教會服務會等三個機構亦予精神及物質上的支持；當中亦不乏熱心的社會人士加入同學義務工作的行列。新聞界對於大專學生對社會的關懷，以及助人的愛心予以表揚，各大報章作廣泛報導，《華僑日報》在這段期間差不多每天跟進事件的發展。 鑒於第一期工程所築的泥路不太完善，大專同學再組織起來，由九月二十八日開始，利用週未及假期為當地居民修築一條長約一千呎的三合土路。由於徙置事務處拒絕資助三千元材料費用，臨時籌委會遂發起建路籌募運動，以「三元一呎」為捐款口號，向大專院校的師生進行募捐。 創建期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六七年八月) 『服務隊』的宗旨是團結大專學生的力量，以實際的行動服務社會為依歸。當時曾參與西貢坳徙置事件，並協助創立『服務隊』的新亞書院生活輔導主任林福孫牧師強調，『服務隊』是為各大專院校有志服務及認識社會的學生而成立，是一個獨立、有延續性，組織緊密的非政治學生組織。 『服務隊』的組織架構，主要可分為三個層次︰全體大會、職員會及顧問。職員會由隊長及副隊長帶領，下設文書組、宣傳組、組織組、財政組及總務組五組。經濟來源主要是靠外界人士及團體捐款、廣告收益、隊員的支持及隊費來維持的。 『服務隊』在實踐社會服務方面，是有一定的原則和理想的。為物色合適的服務對象，隊員進行調查研究，認為窮鄉僻壤的村民在物質及精神上都需要幫助，符合社會工作的意義，「到僻壤去」便成為了主要的服務方向。此外，對於突發災害為貧苦人士帶來的影響，『服務隊』亦作積極回應，主動察看各區的災情或幫助有需要的鄉村及組織清理泥濘及修建村路。 單靠體力勞動並不能完全滿足服務的需求。在一九六五年後期，『服務隊』蘊釀成立「文化工作隊」，嘗試將文化知識帶給鄉村。文化工作隊設有歌唱、戲劇、電影、探路及圖書組。「歌唱組」編有《服務歌集》，目的是透過歌唱聯絡各大專同學及把歌聲作為文化一部份帶到鄉村。「戲劇組」運用戲劇的方式推動文化工作，劇本是由組員自編的，以反映社會和鄉村間的問題，寓教育於娛樂，成立初期編有劇本「謠傳」及「沽名釣譽」等。「電影組」從美國新聞處或電影公司借來放影機、擴音器等器材及影片，主要播放益智卡通片或有教育意義的影片。而「探路組」及「圖書組」則分別肩負訪貧探苦的調查及為鄉村兒童的捐書、送書的工作。 在實體工作以外，『服務隊』另辦有年刊及月刊《大路》。『服務隊』刊印《大路》的目的，是以為隊與隊員間的溝通，發揚隊的特質和精神為主。同時，亦為了「鼓勵同學們努力開墾一條能與社會上所有人共同並肩馳騁的『大路』」而定名。 由成立至六七年上旬，『服務隊』整個體系已經形成，服務對象及工作形式亦有了明確的定位。然而，一九六六及六七年間香港及中國社會都起了急劇變化，香港兩次的社會動盪，不但造成社會不安，同時帶出不少社會問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產生，亦對社會政治及民族的意識有所影響。『服務隊』在社會環境整體的影響下，開始探討政治立場、服務意義等問題。自六五至六七年間，曾參與西貢坳事件的隊員陸續畢業，出外工作或赴外國留學，至六七年中，絕大部分西貢坳時期的隊員已離去，在社會變遷的環境中，『服務隊』的發展步入另一個階段。
經過六六及六七年的社會動盪，政府採取了多項措施，推出新計劃，如青少年暑期活動、新潮舞會等，嘗試改善社會的問題。同時，大專學生亦開始注視身處的環境及社會中的問題，學界漸變活躍，專上學生聯會自六五年開始每年辦有大型的研討會，各院校亦就不同的社會問題或校內情況作出行動。『服務隊』雖仍以工作營服務為依歸，但隊的整體發展漸隨時代而改變。 『服務隊』向以服務社會的向善精神及民族意識為發展導向，對政治相關的問題少有參與。然而，在社會環境不斷變遷的情況下，加上外界對『服務隊』「左傾」政治色彩的評價，隊內加深對政治立場、發展路線與問題的討論。後期的年刊及《大路》探討立場及問題的文章篇幅相對增加，一九六八年就反對新界鄉議局開辦賭狗場一事，第一次在各報章與其他學生組織發表聲明，申明立場，逐後亦有就珠海事件等學界及社會問題表達意見。 對於『服務隊』政治路線的定位，隊內同學不斷在摸索；職員會在一九六八年舉辦了生活營討論「隊的存在價值問題」，有關政治立場部分的結論為「隊本質上並無政治立場；隊目前之隊員對政治及各種主義之認識甚淺，故沒有條件採取一種政治立場。」 『服務隊』其後基本取以政治中立立場繼續發展。 轉型期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二年) 從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鄉郊村民生活逐步改善，電視機的普及，政府及社團為青少年舉辦的工作營活動，『服務隊』在選擇合適和有實際意義的工作營遇到了一定的困難。對於以往體力勞動及文化工作在七十年代的成效，隊員已有了共識，認為「體力勞動只是改造自己的最初步，鄉村文化活動對教育自己及改善社會都是膚淺而不澈底的」。 「這是一個覺醒的年代，不合理的東西快要被覺醒者掃到歷史的垃圾堆裡去的年代。我們要覺醒，要改造自己。……我們不是滿足、陶醉及留戀于過往的工作形式與成果，我們要通過思想、認識和實踐去為消弭社會的不平而奮鬥。」 其時《大路》的編製模式有重大的轉變，由第四十二期開始轉用鉛印方式出版。此時期《大路》的對象已不只限於隊員本身，各大專院校學生和在職青年均為對象，另亦有寄予社團、圖書館、文社及海外隊友。內容亦從『服務隊』擴展到對社會問題的評論。 『服務隊』緊貼社會，留意及支援社會上發生的事件。曾參與事件包括在七○年聯同十六個社團舉行了一個中文成為發定語文的公開座談會、支持海底隧道工人罷工事件、探訪石鼓洲戒毒所、發表聲明支持香港大學四．一○反對日本侵略釣魚台的和平示威、與「中學生週刊」合辦歌唱晚會聲援在七．七和平示威的被捕者，以及參與支持七一年九月的盲人工潮，並聯同八大專團體發表聲明等。 此時期『服務隊』的工作重心已由鄉村走回市區，從社會服務轉移至社會事件的參與，加強了以思想探討及行動實踐為重心的活動，包括針對國際時事及中國問題的座談會或討論會，如「七十年代中大國與小國關係」座談會、「印支問題」座談會、「中國統一問題」研討會、林村生活營等。 自一九七○年起，『服務隊』在快速轉變的社會中不斷尋求突破，嘗試為『服務隊』找出新的定位，改變以往的工作形式以貼近社會所需。職員會在尋求轉型的過程中，面對種種問題，至七二年底，職員會本身亦對『服務隊』的價值存疑，開始討論『服務隊』的去向。
『服務隊』的轉型期猶如在一個夾縫中間，外界積極參與社會事件的大專團體，以為『服務隊』較落伍，未能擺脫固有的服務形式。另一方面，『服務隊』一向強調民族意識，加上六十年代後期在社會事件中的參與，隊內對政治路線及問題的討論，故有部分大專學生視『服務隊』為是一個激進團體，造成加入隊的大專同學日少。面對著社會環境及大專學界的改變，『服務隊』雖不斷探索求變，但在社會及大專學界改變的潮流中，未能確切找到定位，在新時代的社會服務及改革的角色中，未能在大專學界中有所突破。 隨著香港大專教育的發展與轉變，各種的大專團體相繼成立，『服務隊』已再不是六十年代初大專學界中唯一站在前線為貧苦及有需要人士服務的聯校專上學生團體。取而代之，認識中國活動已漸成學運重點，學生均參與本院校活動，加上鄉民移居城市及部分鄉村城市化，『服務隊』過去工作營的形式已失去原有意義。 在一九七二年年終『服務隊』七十四位隊員中，大專隊員佔二十四位，任職佔四十五位，中學生佔五位，海外隊員二十三位，而七三年大專隊員只有五位，根本沒有足夠的在校隊員可以承接職員會的工作。一九七二年隊長夏兆彭先生在訪問中亦指出，當時決定解散『服務隊』，沒有接班人是實際的原因。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的臨時全體隊員大會於香港大學學生會禮堂舉行，會上隊員對是否解散『服務隊』的問題上作出了熱烈的討論，隊員雖未有對是否解散『服務隊』下定論，然而，隊員在討論中已大致傾向解散『服務隊』的決定。 『服務隊』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四日解散，解散後部分同學組織了一個新團體「大路社」，活動以講座、學國語、唱歌等活動為主，對象主要為任職的青年人士，旨在提供一個健康活動的場所，成為了『服務隊』延續的另一模式。 『服務隊』在社會服務方面的角色 工作營的服務形式並不始於『服務隊』，五十年代，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和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服務團也有舉辦勞動服務的工作營，只是規模較小而已。然而，不能否定的是在六十年代，以體力勞動及文化工作為鄉村服務的學生組織，實是『服務隊』獨有的特色。 如果從『服務隊』實際所建的工程項目，以及出訪鄉村及救災的次數作分析，隊在社會服務工作上的所佔的比重並不顯著，再加上『服務隊』的服務對象只以鄉村為主，且因學生的人力與財力的限制，服務範圍是有所局限的。若以非物質的層面探討『服務隊』社會服務的工作，則『服務隊』在六十年代初中期，對窮鄉僻壤及貧苦人士的關注，實起了積極與啟發的作用。正如『服務隊』自身對其社會服務成效的觀察，其價值在於服務精神及所起的啟發作用︰ 「『服務隊』的工作仍然是相當微小，並不一定給人很大的益處。….但這服務的種子，總算因每一個人的努力，發芽生根，而且產生了影響，得到了附和……」 『服務隊』社會工作目標是「積極設辦法去幫助一般生計有困難的人， 『服務隊』在香港學生運動中的位置與作用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成立，是大專學生從「社會公義感」出發參與社會服務的開始。」 無疑，『服務隊』的成立可謂香港學生運動的序幕。 隊在成立初期是以心關心及服務社會為主，發展期間集中建立隊務而少有參與學界及社會事件。雖然，後在七十年代初積極參與學生與工人的運動，但是隊內發展剛在轉變的階段，隊員對『服務隊』發展的定位、社會改革的路線，以及社會事件參與程度，持有不同的意見。『服務隊』在保釣運動中，隊員多以個人名義參加行動，其他的社會事件亦以部分較積極的隊員參與為主，故在後期的學生運動中，『服務隊』未有擔起領導的角色。 不少學者認為香港學生運動的發展，自一九七一年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後增強了民族意識，如香港大學學生會提出以「向心中國，致力香港」為學運的方向， 一九七四年後，大專學生運動口號已發展至「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同學權益」。這段期間『服務隊』在學生運動中的參與，有被評為自保釣運動後漸向「左傾」，並將方向轉為「關社認祖」；誠然，『服務隊』向有濃厚的民族意識，但這種特質是『服務隊』在六十年代成立的基石之一，並非後來衍生的意識，而『服務隊』在學運轉向政治化前已經解散。『服務隊』在七十年代香港學運大潮流中雖仍佔上一席位，卻沒有顯著的影響力，而『服務隊』於一九七三年解散，更淡化了其在學生運動的作用。 總結︰ 『服務隊』代表了新一代的大專學生(知識份子)對服務精神的實踐及社會責任的探索與承擔。與其他院校團體不同，『服務隊』是獨立的學生組織，所吸納的隊員有來自不同院校、背景及政見的，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團體。隊員對隊的發展路向、社會事件的回應及參與的看法則不盡相同，因此，隊中凝聚了交流和探討問題的風氣。綜合『服務隊』的記錄、刊物，以及筆者與近五十位隊員聯絡、二十五位隊員訪問的資料，無論那一個時期加入『服務隊』的隊員，對『服務隊』都有一個共同的看法──隊是一個有意義的組織。 從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成立至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四日宣告解散，『服務隊』見證了香港大專學界兩個轉捩點。『服務隊』的成立，是在於大專學生有感社會的不平現象，組織行動幫助被迫遷入西貢坳的貧苦居民，社會輿論不單讚揚學生的行動，更視此為大專學生社會意識的覺醒，是香港學運的先導者，本地學生運動從無到有的里程碑；『服務隊』的解散，則正藉大專學生社會意識高漲之時，學生運動蓬勃發展並趨向政治化，故『服務隊』卻又只涉及了運動的邊緣。『服務隊』是學界由沉靜轉至活躍階段的開端，當中的發展與轉型體現了學界在時代中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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