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 Hong Kong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Service Team
   

 


中國煤礦問題

李思穎 2005年9月12日

中國的煤礦礦難,嚴重的事故如2004年10月的河南大坪礦難,2005年2月的遼寧阜新礦難、2005年7月的廣東興寧礦難,礦工死難過百,全國震驚。而較輕微的事故,更無日無之。去年因煤礦礦難的官方死亡人數是差不多七千人。而還有很多小型地方煤礦發生‘意外’後,由地方官員與礦主合作對事件掩飾隱瞞,給死去的礦工家屬三、五萬元便把事件‘私了’(意即以私人了結,而不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賠償問題,更不向政府有關管理當局報告發生了有人死亡的意外事故)。多少以此方法解決的礦工死亡事故,完全沒有統計數字。曾有過這樣的事件:一個礦工死亡了,礦主為了隱瞞問題,買通官員,使他在家鄉的父母妻兒的戶籍也被刪去,變成無戶籍的‘黑戶’。現在連煤礦礦難死亡人數也有指標,可供炒賣,實在是荒謬絕倫。即使以官方數字來算,中國每生産一百萬噸煤引起的意外死亡率是4.17人,印度約為0.6人,而美國則為0.03人。可知中國煤礦實在是世界上最危險的產業。

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生産安全水平,特別是工業生産安全水平,一般來説,是與該地區的社會教育,文化傳統,國民素質和意識,經濟發展以及法治精神成正比。因爲在較高的經濟和教育水平的社會,人民對生命的價值看得較重,科技水平較高也使安全生產較易實施。而在貧窮的社會,人們為了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所需,便不能不盡最大的努力,甚至不惜犧牲安全,“人命如草芥”是貧窮社會的不幸的現實。(但也有例外的,如香港以第一世界的國民平均所得,而建築業的安全紀錄則有如第三世界,甚至不如。這也許反映了香港雖然國民平均所得GDP/capita是第一世界的水平,但國民素質,特別是勞工階級的素質,則是第三世界的水平)。以煤礦安全為例,在中國不同的地區,安全水平很不同。以百萬噸煤的意外死亡率算,全國平均是4.17,較富裕的山東省是0.3,而貧窮的貴州省則是超過12。筆者很理解中國的煤礦意外死亡率是美國的100多倍。但一點很難理解的是,中國的煤礦意外死亡率是印度的7倍。而印度的經濟水平是低於中國,文盲率也遠高於中國。

中國現在有1萬7千多個煤礦,絕大部分(超過1萬5千個)是鄉鎮辦的小煤窯,礦主都是有地方勢力的土豪,與地方權力機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可以置國家關於安全生產,資源保護,環境保護等法例不理。地方政府有關部門,聽命于這些礦主。地方政府的收入,也很大程度依賴這些煤礦。且很大部分的礦主,也就是地方官員或他們的代理人。這也就是‘官商勾結’‘官商一體’的具體表現。礦主們沒有技術,也沒有安全生產的意識。中國農村有太多的剩餘勞動力。現在估計是超過三億人,其中約一億人成爲城市的“民工”。其餘的就在農村找活幹。礦工的工資,每月有二、三千元,比種田的收入高得多,不愁招不到人。礦工一般教育水平偏低,沒有經過正規職業訓練,沒有自我保護意識,更沒有安全的警覺。在勞資雙方都不把安全放在眼内的工作環境,頻繁發生引致死亡的意外的事故,其實絕不是“意外”,是完全“意内”之事。

大型的國營煤礦,是有資金,技術,設備的,但意外率雖然較鄉鎮煤礦為低,但仍遠超國際水平。發生全國震驚的河南大平煤礦和遼寧阜新煤礦的礦難,都是大型的國營煤礦。“意外”的原因,就是由於管理層好大喜功,置安全于不顧,只追求生産和利潤數據,達至升職或獲得高獎金的目的。

中國的煤礦產生的問題,不單是安全程度極差,礦工生命朝不保夕。還有,由於開採技術落後且蠻幹,湧現着職業健康、資源浪費、地質災難、水土資源流失以及環境破壞等諸問題。其中一個例子,山西是產煤大省,現在有超過七分一的土地(即超過二萬平方公里的地方)變成煤礦塌陷區。其它產煤區,也正在發生不同程度的地質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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