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煤礦問題

李思穎 2005年9月12日

中國的煤礦礦難，嚴重的事故如2004年10月的河南大坪礦難，2005年2月的遼寧阜新礦難、2005年7月的廣東興寧礦難，礦工死難過百，全國震驚。而較輕微的事故，更無日無之。去年因煤礦礦難的官方死亡人數是差不多七千人。而還有很多小型地方煤礦發生‘意外’後，由地方官員與礦主合作對事件掩飾隱瞞，給死去的礦工家屬三、五萬元便把事件‘私了’（意即以私人了結，而不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賠償問題，更不向政府有關管理當局報告發生了有人死亡的意外事故）。多少以此方法解決的礦工死亡事故，完全沒有統計數字。曾有過這樣的事件：一個礦工死亡了，礦主為了隱瞞問題，買通官員，使他在家鄉的父母妻兒的戶籍也被刪去，變成無戶籍的‘黑戶’。現在連煤礦礦難死亡人數也有指標，可供炒賣，實在是荒謬絕倫。即使以官方數字來算，中國每生産一百萬噸煤引起的意外死亡率是4.17人，印度約為0.6人，而美國則為0.03人。可知中國煤礦實在是世界上最危險的產業。

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生産安全水平，特別是工業生産安全水平，一般來説，是與該地區的社會教育，文化傳統，國民素質和意識，經濟發展以及法治精神成正比。因爲在較高的經濟和教育水平的社會，人民對生命的價值看得較重，科技水平較高也使安全生產較易實施。而在貧窮的社會，人們為了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所需，便不能不盡最大的努力，甚至不惜犧牲安全，“人命如草芥”是貧窮社會的不幸的現實。（但也有例外的，如香港以第一世界的國民平均所得，而建築業的安全紀錄則有如第三世界，甚至不如。這也許反映了香港雖然國民平均所得GDP/capita是第一世界的水平，但國民素質，特別是勞工階級的素質，則是第三世界的水平）。以煤礦安全為例，在中國不同的地區，安全水平很不同。以百萬噸煤的意外死亡率算，全國平均是4.17，較富裕的山東省是0.3，而貧窮的貴州省則是超過12。筆者很理解中國的煤礦意外死亡率是美國的100多倍。但一點很難理解的是，中國的煤礦意外死亡率是印度的7倍。而印度的經濟水平是低於中國，文盲率也遠高於中國。

中國現在有1萬7千多個煤礦，絕大部分（超過1萬5千個）是鄉鎮辦的小煤窯，礦主都是有地方勢力的土豪，與地方權力機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可以置國家關於安全生產，資源保護，環境保護等法例不理。地方政府有關部門，聽命于這些礦主。地方政府的收入，也很大程度依賴這些煤礦。且很大部分的礦主，也就是地方官員或他們的代理人。這也就是‘官商勾結’‘官商一體’的具體表現。礦主們沒有技術，也沒有安全生產的意識。中國農村有太多的剩餘勞動力。現在估計是超過三億人，其中約一億人成爲城市的“民工”。其餘的就在農村找活幹。礦工的工資，每月有二、三千元，比種田的收入高得多，不愁招不到人。礦工一般教育水平偏低，沒有經過正規職業訓練，沒有自我保護意識，更沒有安全的警覺。在勞資雙方都不把安全放在眼内的工作環境，頻繁發生引致死亡的意外的事故，其實絕不是“意外”，是完全“意内”之事。

大型的國營煤礦，是有資金，技術，設備的，但意外率雖然較鄉鎮煤礦為低，但仍遠超國際水平。發生全國震驚的河南大平煤礦和遼寧阜新煤礦的礦難，都是大型的國營煤礦。“意外”的原因，就是由於管理層好大喜功，置安全于不顧，只追求生産和利潤數據，達至升職或獲得高獎金的目的。

中國的煤礦產生的問題，不單是安全程度極差，礦工生命朝不保夕。還有，由於開採技術落後且蠻幹，湧現着職業健康、資源浪費、地質災難、水土資源流失以及環境破壞等諸問題。其中一個例子，山西是產煤大省，現在有超過七分一的土地（即超過二萬平方公里的地方）變成煤礦塌陷區。其它產煤區，也正在發生不同程度的地質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