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 抗日勝利六十週年紀念特刊
 


中日關係 – 四种角度看(牛軍 – 環球時報 2004.09.20)

中日關係正進入一個很不穩定、前景模糊的時期,而且看上去不可能在短期内結束,因爲當前動蕩的背後有相當複雜的原因。

一. 歷史中的中日關係

所謂”歷史中的中日關係”是指兩國閒的歷史問題深刻地影響著雙方對中日關係的思考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中日關係的未來發展。


從19世紀末的甲午戰爭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50年裏,中日關係的主要内容就是日本不斷地侵略和中國反抗日本的侵略戰爭。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時間之長,戰爭規模之大之殘酷,給中國帶來生命財產損失之嚴重,是觸目驚心的。中國人民因此對日本右翼復活軍國主義的政治訴求高度敏感和警惕,並要求日本各界領導人在涉及侵略歷史的問題上謹言慎行。

不幸的是,戰後在冷戰大格局的籠罩下,中日關係曾經繼續處於敵對狀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20多年裏,日本在美日安保條約的框架下,參與了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在中美在中國周邊地區的軍事衝突或對抗中,日本均被美國當作戰略基地。可以肯定,冷戰對中日關係的消極作用影響是造成當今中日兩國戰略猜疑加劇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有足夠的理由懷疑,冷戰中形成的主因是的美日安全關係在冷戰後經過重新定義後,是否會繼續被利用來遏制或企圖遏制中國。

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結束了兩國的敵對狀態,此後的十幾年,中日關係進入20世紀最好的時期。可能經過太多的磨難後,對對抗造成的嚴重後果記憶猶新,當時的兩國領導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江中日關係推向前進。如果認真考慮當前中日關係的困境,理當敬佩他們那時的遠見和勇氣。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日關係進入不穩定時期,其表現和原因在此贅述。顯然,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中日關係不是友好、健康和穩定的。中日關係像所有的雙邊關係一樣,將長期受到歷史的影響。人們可以經過努力來縮小和限制歷史中消極因素的影響,卻不可能在短時間裏擺脫那麽沉重的歷史負擔。

二. 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逆向發展的中日關係

中日關係不穩定的部分原因是東亞地區的發展方向紊亂,中日關係的不穩定是東亞國際格局不穩定的反映。


有學者指出,東亞地區地緣政治分裂與地緣經濟的一體化同時進行。一方面是東亞地區在冷戰後一直存在著引發衝突的熱點,如朝鮮半島和臺灣海峽。還有一些導致動蕩的因素,如美國力圖維持它在東亞的指導地位,並因爲擔心受到削弱而疑神疑鬼,有時為了證明自己的“不可或缺”便無事生非。至少可以說地區安全環境中的不確定因素沒有減少。另一方面,這裏又是經濟增長比較迅速的地區,相互投資和貿易日益活躍,區域内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相互依存度不斷上升。

中日關係不可避免受到東亞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這種反響的影響,甚至就是這種現象的縮影。從經濟上看,目前中國和日本為對方的重大貿易夥伴,未來兩國的貿易關係更加密切,相關領域的合作也會增加。但是,迅速密切的經濟貿易並沒有消除,甚至沒有減少兩國地緣政治方面的分歧、猜疑等。

只要東亞地區那種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反向發展的局面沒有根本的改變,中日關係只能在這種處境中徘徊。中日關係中經濟貿易合作和地緣安全方面分歧同時發展擴大的趨勢,在短時間不會有根本變化。

三.東亞多種安全模式中的中日關係

冷戰結束後,東亞地區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同時存在影響地區安全形勢的“合作”、“均勢”與“霸權”三种安全模式,他們各有存在的理由和作用。問題是各有關國家更依賴、更信賴以及更願意追求哪一種模式。就中日在東亞的地位、安全利益以及各自的對外政策看,雙方在多種安全模式共存的局面中,有利益相互重曡的部分。例如,中日雙方不論對“合作安全”的願望是否同樣強烈,至少它們度可以利用這種局面,維護或追求各自的戰略利益,當然它們實際上也沒有力量去改變它。冷戰結束後,中日在促進地區多邊安全關係的發展方面,都發揮了各自的作用。如果兩國在這方面沒有重曡的利益,要他們積極參與也是不可想像的。

中日的根本分歧顯然在如何對待“霸權模式”上。東亞地區的“霸權模式”的核心,就是美國試圖建立的東亞安全事務的主導權,其中的兩個關鍵要素是美國的軍事存在和美日安全同盟。

對於日本來説,冷戰後重新定義美日安全保障同盟是一次歷史性的機會,因為它最終確定了日本在美國“霸權模式”中的地位,即進一步實質性地提升了日本在美國東亞戰略中的地位,從而有可能是執行和極大地提升日本在東亞安全事務中的地位。日本不可避免地要支持美國的“霸權模式”,增強與美國共同主導東亞安全事務。

中國的立場是不言而喻的。歷史上美國從來沒有得到在東亞的霸權,中國當然不能在認爲多極化趨勢日益明顯的時期,接受美國主導東亞地區的安全事務。因爲首先,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中包括防範中國的成分。其次是中美在臺灣問題上存在著尖銳的對抗性矛盾。

一方面中日對於東亞存在的安全予以認可,因爲多邊合作安全世界卻東亞安全問題的出路,這符合中日兩國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兩國對待“霸權模式”的立場截然不同,而起分歧的根源有在於深刻的利害衝突。結果導致中日在地區安全領域中,合作與衝突並存。

四.中美日三邊關係中的中日關係

在影響中日關係的外部環境中,最直接也是最關鍵的因素,就是美國的東亞政策。因爲中美日三國的力量對比中,美國無疑是最強大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而且目前在“三邊關係”中處於最有力的地位。

美國在東亞的戰略目標就是防止出現一個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大國,它一方面運用自己的實力來平衡地區大國的影響,實際上就是平衡中日兩國日益擴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利用外交手腕,使中日兩國互相制衡,近年來主要是利用日本來制衡中國。冷戰結束後,中美關係中的對抗性因素並沒有消失,與美日關係相比尤爲明顯。重要的是美國對華政策不論是向哪個方向發展,讀不可避免地要影響和帶動日本的對華政策,造成中日關係的波動。

美國在三邊關係中佔據有利地位固然書因爲其實力超群,但是也應該承認,冷戰後中日兩國關係的變化也起了某種促進作用。一方面中國國力迅速增強,作爲一個地區大國崛起之大勢已成;另一方面,日本加快邁向政治大國的步伐,對地緣政治和地區安全事務展出與冷戰時期不同的考慮和姿態。顯然,中日之間客觀上出現了淨增的態勢。在這種客觀態勢和其他種種原因的影響下,中日之間在戰略上的互不信任明顯增加。

需要指出的是,在冷戰後的美日關係中,日本的政策並不總是被動的,日本是有自己的戰略考慮的。

從戰後日本外交的歷史來看,“親美外交”是從未動搖過的國策。為了減少實施“政治大國”戰略的阻力,依靠美日安全關係是最有力的選擇,由此可以減少其他國家、特別是減少美國的懷疑和擔心。

其次涉及到中日關係的考慮。毫無疑問,日本在處理對華關係時,不可能不受到美日關係和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但是日本也不完全是被動地追隨美國的政策,有些時候在某些問題上,也在利用中美之間的矛盾,從中漁利。對於中美日三邊關係中出現並加劇的對立因素,日本也是負有責任的。

強調中美日三邊關係的嚴峻現實,是為了説明中日關係的複雜性。近年來中美日三邊關係的消極因素的卻有明顯的增長,但三方既相互合作依存,又相互競爭與制約的基本特性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近年雖然安全領域的問題有所突出,但三國的經濟依存度也在升高。與此同時,大量非傳統安全的問題也越來越需要三國的合作。在中美日三邊關係中,那種通過兩方結盟來遏制一方,或為了某種狹隘自私的戰略企圖而蓄意挑撥離間的政策,是過失和不可取的,因爲誰都不可能從對抗中獲益。那種以美日結盟就可以共同主宰亞太安全事務的想法,更是十足的夢想。


以上着重分析影響中日關係的各種外部因素及其影響,顯然改善中日關係並不是很容易的,需要相當的耐心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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