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 > 中日关系应走“第三条道路”或更具实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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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邱震海 2005年07月28日 15:22

《特刊編委按： “第三條道路”的構思很好，但看來過於理想化。中日之爭不 僅 是對中日戰爭的歷史觀之爭，更重要的是資源之爭，和日本於美國對華政策所扮演的角色。而文中提到“日方改善中日關係的願望頗爲強烈”，觀乎日方最近一連串對中國的挑釁行動，實在不敢苟同》

中日关系应走“第三条道路”

中日关系恩恩怨怨，错综复杂，其间双方都曾有过多种处理双边关系的思路和模式。从中国方面来说，如果将去年出台的“对日新思维”和“外交革命”理论视为对中日关系改善的一种有益探索，那么在对日强硬路线和新思维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可能更具有实际操作性。

与“对日新思维”和对日强硬路线相比，“第三条道路”的内涵是：既不搁置或回避历史，也不将历史问题视为双方关系的主要障碍，而是注重拓展中日间的共同利益；针对双方在历史观上的分歧，尝试建立政府和民间的理性对话管道，通过交流了解对方的历史观，求得共识，并逐步修正自身历史观中一些片面的成份。

“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依据

“第三条道路”之所以将中日共同利益作为首要拓展的对象，乃基于对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战略安全和经济形式的客观分析：中日在潜在战略冲突和持续经济整合之间的平衡，将决定两国关系未来的定位；从好的方面来说，持续经济整合可能淡化、推迟乃至最终消除两国间潜在的战略冲突。这一模式符合中日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今天东亚不同于昔日欧洲统一模式的地方（欧洲统一乃起源于共同战略利益，并逐渐延伸至经济整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观的分歧不应成为中日拓展共同利益的障碍，这是“第三条道路“之不同于对日强硬路线的地方；但”第三条道路“之不同于“对日新思维”的地方在于，中日历史观的分歧从长远看若得不到解决，势必将影响双方共同利益的拓展，而单方面要求中国民众宽宏大量，至少在目前难以为中国广大民众所接受。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同时也基于对日本社会现状和各阶层情况的基本评估。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社会虽然近年在战争历史问题上有严重右滑倾向，但对战争的模糊认识和战后近六十年形成的和平主义倾向同时占主导地位，这是日本社会有别于德国的一个独特现象。战后日本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的框架，国民虽然思想保守，但在多年民主与和平思想的训练下，基本上还是会避免极端的选择，因此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亦即反美右翼）的市场极其有限。

至于小泉本人，这是一个基本没有外交经验和国际视野的政治家，思想保守，但与右翼极端分子还是有所区别。先后四次参拜靖国神社的他，也曾在首次访华时便参观卢沟桥纪念馆。在中日关系上，他经常做出一些前后矛盾的举动，看得出明显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绝大部分国民的模糊历史观，与极端右翼分子故意抹杀历史的立场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源于战后日本对历史梳理的不彻底，以及面对中国崛起的威胁更进一步为情绪所左右。因此，在历史问题上，有必要将日本极端右翼分子、保守政治家和大多数国民的模糊历史观三者加以区分。过去一段时间，中方的宣传将三者混为一谈，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

日本普通国民是赖以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土壤，其模糊历史观是可以通过双方民间理性交流而逐渐改变的；保守政治家（如首相小泉）与极端右翼分子还是有所区别，因此是可以争取的对象；真正需要孤立的是少数极端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同时还应看到日本国内依然存在一些理性、具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只有正确区分上述三类不同的人，将大多数日本国民作为信任、依赖的对象，日本社会的理性、健康力量才会有进一步成长的空间。

“第三条道路”具实际操作性

“第三条道路”的具体操作，可从政治层面、专家层面和民间三个不同的切入口展开。

第一、在政治层面，须采取对日本保守政治家既斗争又争取的策略。必须承认，小泉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小泉本人从本质上则并非反华的极端右翼分子，而是一个一切从内政需求出发的机会主义政治家。因此，中方有必要通过各种渠道传达信息，要求小泉应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即便得罪遗属会和“票田”（即基本票源）也在所不惜，以显示出一个民主社会政治家应有的良知和道德勇气；同时中国官方则须大幅淡化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公开指责（中方应注意的另一个事实是：自一九七八年甲级战犯亡灵被迁进靖国神社后，日本天皇便停止了参拜靖国神社，直至今日）。

第二、专家层面的交流是中日解决历史观问题的重要起始和关键。由于中日在历史观上的巨大分歧，因此为避免民间情绪化的冲撞，历史观的交流应先由专家层面展开为宜。具体说来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成立中日教科书国际联合撰写小组，由中、日、韩、新加坡、美等国历史学家共同参与，从而带进不同的历史观及其切磋、修正；二、开发二战历史问题国际共同研究项目，并向两国民众定期公布研究结果，以此扩展两国民众的视野，逐步调整或丰富其原有历史观。

与此同时，双方媒体都须以理性的态度，减少关于对方国家的负面甚至充满敌意的报道，营造或至少恢复八十年代中日关系的氛围。中方媒体尤其须平衡报道日本社会，避免以偏概全，而日本媒体则有必要加强对日本文化和民族性格中消极成分的评论，以此启发日本国民对自身局限的反思。

第三、在民间层面，中日之间有必要部分仿照六十年代法德《爱丽舍条约》附件的做法，以略带强制性的机制推动双方人民尤其是青年之间的往来。当两国青年消弥了各自心中的仇恨或误解，彼此的好感甚至爱的力量必然冲破原有狭隘历史观的藩篱，真正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从最近一段时间情况来看，日方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颇为强烈。不管其原始动机如何，从自身利益出发，中方都有必要回应日方的这一愿望；而日方则必须看到，将关系恶化的责任一味推向中方，要求中方首先在历史问题上让步，是不明智和不现实之举。中日关系改善需要双方良性互动，需要人民之间加强了解和互信，更需要政治家的正确决断。

作者：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