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 Hong Kong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Service Team
   

 


楚文化參考資料
區仕美資料整理



中国古代用竹、木制成的书写材料。流行于东周至魏晋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3世纪)。纸被普遍使用后,简牍才逐渐废弃。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是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时代最晚的简是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吐鲁番晋墓出土的晋简。古代简牍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官方的各种文书档案、私人信件、各种书籍抄件、历谱,以及专为随葬用的遣册等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很珍贵的书法墨迹。对它们的发现和研究,是近代学术界的重要成果之一。

简牍
中国各地从楚墓、秦墓、汉墓中发掘出简牍,我称其为墓葬简牍。墓葬简版内容似有三种 –

  • 其一是记录该墓陪葬物品的陪葬品目录。据《仪礼》记载称为遣册。
  • 其二是书籍,陪葬了墓主生前所喜爱书籍,包括帛书类书籍,已发现佚书多种。别具代表性的是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墓出土的《孙膑兵法》,据此书可以帮助理解汉代及汉以前的思想文化特点。由所葬书籍内容,可以理解墓主生前带有何种思想倾向及爱好,大多数被说成或是法家,或是儒家,或是兵家。
  • 其三是文书记录类,有如证明墓主生前曾得优遇,像诏书及法律布告的副本。
  • 其四是典型的文书例,如现世官吏发送给阴间官吏的物品单,及作为墓主的通行证似的拟制文书等,困为反映了当时社会习俗,即使是出于送葬仪式也别具价值。


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

荆楚简帛大都出于墓葬和古井,书籍、文书各具特色,种类甚多,内容丰富 -

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的一大特色

荆楚简帛所出《老子》就有郭店楚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竹简《老子》属于选本,抄写于战国中期,是所见最早的本子,与今传本相比,没有关于“道” 的理论,以及“小国寡民” 理想社会的阐述,没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 等与儒家主要学说相抵牾的内容,偏重于实用,当为楚国官方的一种传习读本。马王堆帛书《老子》有甲、乙本,分别抄写于刘邦称帝前和称帝后,除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不同外,内容结构基本一致,能解决今本章节、字句的许多争议,是所见最早的全本《老子》。

道家著作还有郭店楚简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恒先》篇,这是两篇荆楚传习的十分珍贵的先秦道家佚籍,分别阐述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及道家虚静理论和天地起源问题。道家在战国中后期分为黄老学派和庄子一派,黄老学派在战国时代影响颇大,因其著作失传而导致后世知之甚少。马王堆帛书《黄帝内经》的发现,使世人获得了重新认识黄老学派的机会。

儒学一直是荆楚文化重要的内涵。春秋时楚人就有传习《诗》、《书》、《礼》、《乐》的传统,楚庄王的臣下申叔时就是著名的儒学家。在讨论楚太子教育问题时,他提出了善、德、忠、信、节、义、礼、孝、仁、文、武、罚、赏(《国语•楚语》),其核心内容是 “耸善而抑恶”,追求 “心”之 “善”,开后世思孟学派心性学和 “性情” 论的先河,成为荆楚传习儒家学说的一大特色。

荆楚是一个擅长诗赋的地域。早在春秋时代,楚国就提倡诗教,贵族士大夫多擅长四言诗,常以《诗》中章句作为外交和人际交际的一种表情达意的方式。战国时代楚辞在荆楚崛起,出现了以屈原、宋玉为首的作家群体,创造了灿烂的楚辞楚赋作品,对荆楚文化以至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战国汉初的荆楚简帛中,有关天文、历法、占卜的数术书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简帛中,法律文书是一项大宗内容。包山楚简涉及法律文书,分有篇题和无篇题两种,《集著》、《集著言》、《受期》、《疋狱》四篇是有篇题的。无篇题的一类是诉讼记录和摘要;另一类是各地汇总上报案件的简要记录。包山楚简的法律文书,属于战国中期楚国司法活动的档案资料,是研究楚国法律的宝贵资料。

 

絲織品
1982年,曾在湖北江陵馬山發掘了一座楚墓,出土了大批絲織品、編結和刺繡等。絲織品的品種有絹、羅、紗、錦等。花紋有幾何紋、菱形紋、S形紋等,幾何紋中還飾有龍鳳、麒麟和人物。在大批的刺繡中,有繡衣、繡褲、繡袍等,繡地多用絹,用辮針繡出龍、鳳、虎、三頭鳥,以及草葉、枝蔓和花朵,線條流暢,技術高超。


湖北江陵馬山磚廠和長沙烈士公園戰國時期楚墓出土的刺繡紋樣,題材除龍鳳、動物、幾何紋等傳統題材外,寫實與變形相結合的穿枝花草、藤蔓紋是具有時代特徵的新題材。穿枝花草、藤蔓和活潑而富於浪漫色彩的鳥獸動物紋穿插結合,穿枝花草、藤蔓就順著圖案骨骼、矩形骨骼、菱形骨骼、對角線骨骼鋪開生長,起著『非作用性骨骼』(即不是死板顯露的幾何骨骼)的作用。它們穿插自由,有的順著骨骼線反復連續,有的將圖案中轉隔斷,有的作左右對稱連續,有的作上下對稱連續,有的按上下、左右錯開1/2的位置作移位對稱連續,穿枝花草、藤蔓既起裝飾作用,又起骨骼作用。

在枝蔓交錯的大小空位,則以鳥獸動物紋填補裝飾。動物紋樣往往頭部寫實,而身部經過簡化,有的直接與藤蔓結為一體,有的彼此纏疊,有的寫實形與變形體共存,有的數種或數個動物合成一體,有的動物體與植物體共生,以豐富優美和多樣的形式,把動植物變體與幾何骨骼結合,反映了春秋戰國時期服飾紋樣設計思想的高度活躍和成熟。由於按幾何骨骼對位佈局,靈活運用同位對稱與移位對稱結合等方法,又打破幾何骨骼的框架界限,因而紋樣既有嚴整的數序條例,又有靈巧的穿插變化,雖然結構十分繁複,層層穿插重疊,仍然繁而不亂。此外,幾何紋也很流行。

戰國時期服飾紋樣的題材,具有一定的象徵含義,當時最為流行的龍鳳既寓意宮廷昌隆,又象徵婚姻美滿。鶴與鹿都象徵長壽。翟鳥是后妃身份的標誌,鴟鵂(貓頭鷹)象徵勝利之神,以上題材多用於刺繡中。絲織紋樣因受提花工藝的限制,戰國時多限於菱形紋、方棋紋、複合菱形紋及在這類幾何紋內填充人物、車馬、動物等的變體紋樣。


漆器

漆器生產是我國優秀的傳統工藝,具有悠久的歷史。湖北省位於長江中游地區,屬亞熱帶氣候,適於漆樹的生長,為中國生漆的主要產地,湖北境内出土的古代漆器,其年代目前可追溯至商代早期。春秋戰國時期,湖北居於古代楚國的中心區域,考古學家在湖北境内發掘了數千座楚墓。由於楚墓大都為土坑豎穴墓,葬具為木質棺槨,槨室周圍又往往填充白膏泥或青灰泥密封,加之地下水位較高’為漆木器的保存提供了非常有利的保護環境,因此在楚墓中出土了豐富的、保存完好如新的漆木器,從生活用具、樂器、兵器到喪葬用具、應有盡有。秦漢漆木器在湖北境内也有大量出土,主要出自雲夢睡虎地秦漢墓、江陵西漢墓、光化西漢墓等,總數量也在千件以上。上述出土的戰國秦漢漆器,製作精、器類全、數量多、保存好,在全國佔有重要地位。
有一类出土文物,特别娇贵:因当初深埋密封的保存环境改变,初见天日时自然缩水,出现收缩、开裂,甚至因变形而损毁。这类文物就是出土漆木器,在我省发掘的楚墓中十分普遍。为了延缓它们的“生命”,人们不得不将其存放于盛满清水的器皿之中。随着 “单体渗透聚合” 技术的问世,困扰文物保护工作者多年的难题一举化解。这项技术的发明人,就是我国著名饱水漆木器保护专家、省博物馆研究员陈中行。发明了“乙二醛复合液脱水技术”,先后成功保护了曾侯乙墓出土的彩漆内棺、天文图衣箱、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彩漆木雕小座屏和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彩漆主棺、酒具盒等重要文物。经过这项技术处理的饱水漆木器,不仅逃脱了腐朽损毁的厄运,而且可以与其他文物一样,在常温常态的条件下展示她的艳丽。

西汉木马在泉水里泡了13年

由於漆木器在出土時大都處於飽水狀態,如果任其自然乾燥,必然會產生强烈收縮,使之開裂、變形’終至毁壞。如讓其保持飽水狀態,天長日久也會腐朽無存。如何保存這批珍貴的古代遺產,成為文物保護技術的重大課題。十餘年來,文物保護技術研究室的專家潛心於古代漆木器脫水保護的研究,經過不懈努力,他們首創的乙二醛脫水、加固、定型方法,取得了豐碩成果。

“漆羽人” 這件漆木器出土于湖北荊州天星觀二號墓
羽人嘴巴呈鳥喙形狀,足似鳥爪踏在下部鳳鳥頭上,整個雕刻構思奇特、想像豐富。羽人對張的雙手欲合手作揖,很可能與佛教有關. 因為楚當時與印度已經通商,很可能是印度人帶來了類似的造像,引發楚人的靈感創作而成的一件木器。


“羽人踩蟾蜍”

長著人的上身,卻有著鳥的尾巴和爪子,腿上還依稀可以分辨出羽毛的麟狀。他站在一隻鳳鳥頭上,立在蟾蜍底座之上。這戰國的「漆羽人」,出土於湖北荊州,正是戰國時的楚地所在,讓人不禁將其與楚人獨特的宗教信仰和神話傳說聯繫在了一起。古時數楚國巫風最盛,看看屈原《楚辭》中各種神怪的意象,便能領會一二。現在考古發現的楚國文物,往往體積很大,造型怪異,讓人震撼。

1995年,绵阳永兴镇双包山西汉墓葬群出土了560余件(套)漆木马、木牛、木俑等,其中7件器物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国内仅一件的人体经络漆俑被誉为 “绵阳五绝” 之一。由于这批文物在地下埋藏了1000多年,吸入了大量水分,出土后文管部门不敢晾晒,怕其变形开裂,只能长期浸泡在水中。此举增加了保藏难度,也让这批精美文物难与大众见面。



西汉木马在泉水里泡了13年

为了让这批精美器物能重见天日,国家文物局组织多名专家启动了 “西汉漆木器脱水试验”,今年4月取得成功后,立即着手进行大规模脱水、加固处理。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对这批珍贵文物的脱水、加固处理暂停。后来,在陕西等地文保部门的对口帮扶下,重新恢复工作。据专家介绍,按照目前的处理速度,3年后这批国宝级精美漆(木)器有望全部 “上岸”,重见天日。

荊州江陵鳳凰山167號漢墓出土的車仗奴婢木俑群。這些歷經千年深埋地下的木俑,身上的衣服色彩依舊鮮艷如初,而且神態各異鮮活有趣。


熊家冢车马坑


大型墓和一部分中型墓往往附有车马坑、一般是在主墓的附近另行挖坑埋葬车马,少则1车2马,多则可达十多辆车和数十匹马。埋葬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整车埋葬,驭马卧于车辕两侧,另一种是将车子拆卸成零部件散放在坑内,马的排列也不整齐。也有将车拆散放在主墓内,而另行挖坑葬入马匹的。车马坑内多有车马饰物,有的车马坑保存较好,痕迹清楚。



在熊家冢车马坑保护大棚东面,是一个长达131.4米的车马坑,坑内车马整齐地排成两列,马头全部向西,虽然历经千年,车马表面已碳化成深褐色,但整个队伍雄壮阵容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绝对是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备受瞩目的荆州博物馆熊家冢车马坑挖掘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最大车马坑中挖出3辆一驾6匹马的车,加上墓规模、排葬墓数量等其他因素佐证,考古专家判定该墓是楚王墓。熊家冢古墓已挖掘出11座小车马坑,最大车马坑也已挖掘过半。车马坑中有的车上有弓箭、箭镞,有的车上有车伞、车厢,马车分战车、出行用车等不同类型。
预计整个楚墓共有80辆车,300多匹马。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弓箭、箭镞,“说明这些车马是战车”。
据专家介绍,大车马坑已挖掘过半,在长约60米,宽约12米的坑中间,有隔墙隔成的三间“小房”,“房”内车马与房外不太一样。据分析,不同的马车可能分负仪仗和出游的任务。 据了解,熊家冢车马坑有望于明年全部挖掘出来。


熊家冢出土的玉器

 

编钟
一九七八年发掘的举世闻名的我国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我国古代最庞大的乐器。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而且品类全,器型大,风格古朴,体现了楚文化的神韵。


曾侯乙墓出土文物有以下特点:

一、文物种类多样

曾侯乙墓出土文物陈厅,共展出最具代表性的文物360件。有乐器(编钟、磬)、兵器(箭、矛、戈戟)、礼器(铜鹿角立鹤)、水酒器(兽面纹爵、大小不等的铜鼎)、车马器、竹简、漆木器、金玉器。出土文物,有人、兽、龙、凤、虎、鹤、鹿、龟、蟾蜍等。其中,造型奇妙、工艺精湛、纹饰华美的青铜鹿角立鹤、象一只展翅欲飞的神鹤,将带着墓主人升天成仙。襟对壶、尊盘、鉴缶;迄今仍很锋利的多戈戟和三角剑形的殳;包容文字资料颇多、又系我国最早的竹简;重达2156克的特大金盏;制作方式与风格迥异于楚、秦的漆木竹器等,均是考古中所罕见的珍品。说明当时的古代曾国地处中原腹地,土地平坦富庶,被秦、楚、郑等国包围,因而文化多样,各地的图腾对他均有影响。

二、设计精致巧妙

曾侯乙编钟的钟体为铜木结构,由两列三层漆绘木质横梁联结成曲尺形,横梁两端装饰有浮雕及透雕龙纹或花瓣形。纹饰的青铜套。中下层横梁各有3个佩剑铜人分别用头、手顶托,并通过横梁的方孔以及子母榫牢固衔接,在中部,还各有一铜托承托横梁以加固。佩剑铜人身着长袍,腰部束带,面容肃穆,立于铜质雕花圆形跗座上,是青铜人像中难得的佳作,也加强了整套编钟的隆重地位。全套钟架由245个构件组成,可以拆卸,设计精巧,结构稳定,历经两千多年,出土时依然矗立如故,让人赞叹不已。如编钟的悬挂有三种方式:下层钟用环挂式,挂钩为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两种,中层钟用钩挂式,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两种;上层钟用插挂式,是以插销入挥、串钩钟钮。钟及钟架铜构件是铜、锡、铅合金,合金比例因用途而异。用挥铸、分铸、锡焊、铜焊、铸镶、错金、磨砺制作而成,工艺精湛。编钟的装配、布局,从力学、美学、实际操作上,都显得十分合理。

三、造型形态丰富

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既有自然形体的曾侯乙编钟爬虎套环,也有几何体(如战国时代的 “冰箱”。说明古人想象丰富,造型技艺精湛。青铜冰鉴缶有夹层,夹层里面放冰,缶里面放食物饮料,这就是古代的 “冰箱”。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鉴缶


南阳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镶嵌红铜虎纹的铜缶

缶是古代一种常见的器物,有陶制和青铜制两种,陶制的缶既可盛酒水,专指一种口小腹圆有盖的陶器;也可做乐器使用,在秦地比较流行,用来打拍子伴奏。青铜制成的缶有两种,一种叫尊缶用来盛酒,另一种用来盛水供人沐浴,叫浴缶。《说文解字》中就描述:“缶(fǒu),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缶更多地用于礼仪活动或贵族生活,既可以盛酒宴饮,也可以盛水沐浴,而没有了作为乐器伴奏的功用。

文物形态及代表:

形 态 自然形 方 体 圆柱体 球 体 瓢 状 柱、球体
文物名称 鹿角立鹤 曾侯乙冰鉴 利簋 对耳壶 兽面纹爵 联襟大壶
怪兽 漆盒 编钟 鼎(半球) 铜匜鼎 钟


四、 纹饰图案精美

青铜器则用了圆雕、浮雕、镂空、铸造、打磨等方法,使更加精美。曾侯乙编钟及架的装饰,取有人、兽、龙、花、几何形等多种题材,纹饰采用阴刻、雕绘、线描、彩绘等多种技法,加之精巧的布局和细微的刻划,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达到了极好的美化效果。整架编钟,宏观巍峨庄重,微观精美华丽,是耐人观赏的艺术佳作。
曾侯乙鸳鸯盒上的编钟乐舞图案,采用红、白、黑色,给人以古朴、典雅之美感。图案内容反映了古代先民的社会生活、图腾崇拜、审美趣味等,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


五、青铜编钟的音乐成就

展品中的一套青铜编钟,更是无价之宝。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目前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堪称“编钟之王”。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千多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演奏时,由三个乐工双手各执丁字形木槌,分别敲击中层三个组演奏旋律,其中第二组,可能处于领奏地位。还有两名乐工,各执一大木棒,分别撞击下层低音甬钟,配 以和声,起烘托气氛的作用。合理的金属成份配比和规范的外形尺寸,以及工艺上的特殊处理,使编钟达到了令人赞叹的音响效果,创造了“楚声韶乐”的曾侯乙编钟实在是一件稀世之宝。

其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可以演奏中外各种乐曲,凡有机会耳闻目睹过的人,无不为此千古绝响惊叹叫绝,赞誉它不愧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之瑰宝,被誉为世界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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