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 我對朋友這么說過。

大陸是母親，不用多說。燒我成灰，我的漢魂唐魄仍然縈繞著那一片后土。那無窮無盡的故國，四海漂泊的龍族叫她做大陸，壯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難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還有那上面正走著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龍族。還有几千年下來還沒有演完的歷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夠用了的文化。我离開她時才二十一歲呢，再還鄉時已六十四了：“掉頭一去是風吹黑發／回首再來已雪滿白頭。”長江斷奶之痛，歷四十三年。洪水成災，卻沒有一滴濺到我唇上。這許多年來，我所以在詩中狂呼著、低囈著中國，無非是一念耿耿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會魂飛魄散，被西潮淘空。

當你的女友已改名瑪麗，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薩蠻》？

鄉情落實于地理与人民，而彌漫于歷史与文化，其中有實有虛，有形有神，必須兼容，才能立體。鄉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義會起政治的作用。把鄉情等同于民族主義，更在地理、人民、歷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种“四舍五入”的含混觀念。朝代來來去去，強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親：我們只听說有文化，卻沒听說過武化。要動用武力解放這個、統一那個，都不算文化。湯瑪斯曼逃納粹，在异國對記者說：“凡我在處，即為德國。”他說的德國當然是指德國的文化， 而非納粹政權。同樣地，畢卡索因為反對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背叛祖國”。

台灣是妻子，因為我在這島上從男友變成丈夫再變成父親，從青澀的講師變成滄桑的老教授，從投稿的“新秀”變成寫序的“前輩”，已經度過了大半個人生。几乎是半世紀前，我從廈門經香港來到台灣，下跳棋一般連跳了三島，就以台北為家定居了下來。其間雖然也去了美國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雙城記》不在巴黎、倫敦，而在台北、高雄。

我以台北為家，在城南的廈門街一條小巷子里，“像虫歸草間，魚潛水底”，蟄居了二十多年，喜獲了不僅四個女儿，還有廿三本書。及至晚年海外歸來，在這高雄港上、西子灣頭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載。廈門街一一三巷是一條幽深而隱秘的窄巷，在其中度過有如壺底的歲月。西子灣恰恰相反，雖与高雄的市聲隔了一整座壽山，卻海闊天空，坦然朝西開放。高雄在貨柜的吞吐量上號稱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風濤。詩人晚年，有這么一道海峽可供題書，竟比老杜的江峽還要闊了。

不幸失去了母親，何幸又遇見了妻子。這情形也不完全是隱喻。在實際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牽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賢妻來接手了。沒有這兩位堅強的女性，怎會有今日的我？在隱喻的層次上，大陸与海島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寫過《斷奶》一詩，而以這么三句結束：

斷奶的母親依舊是母親

斷奶的孩子，我慶幸

斷了嫘祖，還有媽祖

海峽雖然壯麗，卻像一柄無情的藍刀，把我的生命剖成兩半，無論我寫了多少怀鄉的詩，也難將傷口縫合。母親与妻子不斷爭辯，夾在中間的亦子亦夫最感到傷心。我究竟要做人子呢還是人夫，真難兩全。無論在大陸、香港、南洋或國際，久矣我已被稱為“台灣作家”。我當然是台灣作家，也是廣義的台灣人，台灣的禍福榮辱當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時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國人了：華夏的河山、人民、文化、歷史都是我与生俱來的“家當”，怎么當都當不掉的，而中國的禍福榮辱也是我鮮明的“胎記”，怎么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灣，在不少場合，誰要做中國人，簡直就負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馬，卻要說白馬非馬。這矛盾說來話長，我只有一個天真的希望：“莫為五十年的政治，拋棄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是情人，因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緣分，最后雖然分了手，卻不是為了爭端。初見她時，我才二十一歲，北顧茫茫，是大陸出來的流亡學生，一年后便東渡台灣。再見她時，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學的教授，而她，風華絕代，正當惊艷的盛時。我為她寫了不少詩，和更多的美文，害得台灣的朋友艷羡之余紛紛西游，要去當場求證。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后期”創作的盛歲，加上當時學府的同道多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輩出，蔚然乃成沙田文風。

香港久為國際气派的通都大邑，不但東西對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鄉兼胜，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觀光客多半目眩于她的鬧市繁華，而無視于她的海山美景。九龍与香港隔水相望，兩岸的燈火爭妍，已經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況更翻一倍。至于地勢，伸之則為半島，縮之則為港灣，聚之則為峰巒，撒之則為洲嶼，加上舟楫來去，變化之多，乃使海景奇幻無窮，我看了十年，仍然饞目未饜。

我一直慶幸能在香港無限好的歲月去沙田任教，慶幸那琅寰福地坐擁海山之美，安靜的校園，自由的學風，讓我能在文革的囂亂之外，登上大陸后門口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定心心寫了好几本書。于是我這“台灣作家”竟然留下了“香港時期”。

不過這情人當初也并非一見鐘情，甚至有點刁妮子作風。例如她的粵腔九音詰屈，已經難解，有時還愛寫簡體字來考我，而冒犯了她，更會在左報上對我冷嘲熱諷，所以開頭的几年頗吃了她一點苦頭。后來認識漸深，發現了她的真性情，終于轉而相悅。不但粵語可解，簡體字能讀，連自己的美式英語也改了口，換成了矜持的不列顛腔。同時我對英語世界的興趣也從美國移向英國，香港更成為我去歐洲的跳板，不但因為港人歐游成風，遠比台灣人為早，也因為簽證在香港更迅捷方便。等到八零年代初期大陸逐漸開放，內地作家出國交流，也多以香港為首站，因而我會見了朱光潛、巴金、辛笛、柯靈，也開始与流沙河、李元洛通信。

不少人瞧不起香港，認定她只是一塊殖民地，又詆之為文化沙漠。一九四零年三月五日，蔡元培逝于香港，五天后舉殯，全港下半旗志哀。對一位文化領袖如此致敬，不記得其他華人城市曾有先例，至少胡適當年去世，台北不曾如此。如此的香港竟能稱為文化沙漠嗎？至于近年對六四与釣魚台的抗議，場面之盛，犧牲之烈，也不像柔馴的殖民地吧。

歐洲開始成為外遇，則在我將老未老、已晡未暮的善感之年。我初踐歐土，是從紐約起飛，而由倫敦入境，繞了一個大圈，已經四十八歲了。等到真的步上巴黎的卵石街頭，更已是五十之年，不但心情有點“遲暮”，季節也值春晚，偏偏又是獨游。臨老而游花都，總不免感覺是辜負了自己，想起李清照所說：“春歸秣陵樹，人老建康城。”

一個人略諳法國藝術有多風流倜儻，眼底的巴黎總比一般觀光嬉客所見要丰盈。“以前只是在印象派的畫里見過巴黎，幻而似真；等到親眼見了法國，卻疑身在印象派的畫里，真而幻。”我在《巴黎看畫記》一文，就以這一句開端。

巴黎不但是花都、藝都，更是歐洲之都。整個歐洲當然早已“遲暮”了，卻依然十分“美人”，也許正因遲暮，美艷更教人怜。而且同屬遲暮，也因文化不同而有風格差异。例如倫敦吧，成熟之中仍不失端庄，至于巴黎，則不僅風韻猶存，更透出几分撩人的明艷。

大致說來，北歐的城市比較秀雅，南歐的則比較艷麗；新教的國家清醒中有節制，舊教的國家慵懶中有激情。所以斯德哥爾摩雖有“北方威尼斯”之美名，但是冬長夏短，寒光斜照，兼以樓塔之類的建筑多以紅而帶褐的方磚砌成，隔了茫茫煙水，只見灰蒙蒙陰沉沉的一大片，低壓在波上。那波濤，也是藍少黑多，說不上什么浮光耀金之美。南歐的明媚風情在那樣的黑濤上是難以想象的：格拉納達的中世紀“紅堡”（Alhambra），那种細柱精雕、引泉入室的回教宮殿，即使再三擦拭阿拉丁的神燈，也不會赫現在波羅的海岸。

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是沉醉醉人，或是清醒醒人，歐洲的傳統建筑之美總會令人仰瞻低回，神游中古。且不論西歐南歐了，即使東歐的小國，不管目前如何弱小“落后”，其傳統建筑如城堡、宮殿与教堂之類，比起現代的暴發都市來，仍然一派大家風范，耐看得多。歷經兩次世界大戰，遭受納粹的浩劫，歲月的滄桑仍無法摧盡這些遲暮的美人，一任維也納与布達佩斯在多瑙河邊臨流照鏡，或是戰神刀下留情，讓布拉格的橋影臥魔濤而橫陳。愛倫坡說得好：

你女神的風姿已招我回鄉，

回到希腊不再的光榮

和羅馬已逝的盛況。

一切美景若具歷史的回響、文化的意義，就不僅令人興奮，更使人低徊。何況歐洲文化不僅悠久，而且多元，“外遇”的滋味遠非美國的單調、淺薄可比。美國再富，總不好意思在波多馬克河邊蓋一座羅浮宮吧？怪不得王爾德要說：“善心的美國人死后，都去了巴黎。”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西子灣（原載《人生与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