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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模式比中国模式更有吸引力

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6/07/ homeway060729a.html

 世纪之交的时候,把中国与印度放到一起比较,成为全球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美国《外交》杂志2006年7/8月号的封面报道是《印度崛起》,共有四篇文章,其中三篇谈论印度崛起对全球战略的影响,第一篇《印度模式》则讨论印度过去20多年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径。 作者达斯先生是宝洁印度公司前CEO,著有《印度挣脱束缚:从独立到全球信息时代的社会与经济革命》一书。
   中印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均从198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随后的增长趋势两国也相似,1980年到2002年,印度经济年均增长6%,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长7.5%,在中国,这几年的投资过热也推动GDP持续超高速增长。总起来看,过去20多年,中国在总量指标GDP增长率比印度高,人均GDP目前已是印度的一倍。

  印度经济结构更吸引人

  不过,印度模式似乎更吸引人。首先看产业结构。一般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按照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次序展开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中国选择了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工业比重在GDP中所占比重极高,目前为47%。

  但印度似乎是工业革命模式的一个例外。其经济中比较发达的产业是服务业,服务业在印度GDP中的比例从1990年的41%上升到2005年的54%。相反,中国服务业则要落后得多,仅从1990年的31%增长到40%,工业只占到其GDP的27%,整整比中国低20个百分点。印度最为引人注目的服务业是面向全球的外包业务,这使印度成为“世界后方办公室”。

  产业结构决定了GDP的结构特征。在印度,消费是GDP的主体,占64%,即使在欧洲,这一比例也只有58%,日本是55%,至于中国,只有42%。消费为什么会在印度经济增长中唱主角?主要原因可能是,快速发展的服务业使中产阶级规模急剧扩大,他们的消费自然地驱动了经济增长。过去20多年,印度中产阶级数量增加4倍,目前接近2.5亿。相反,中国致力于发展面向出口的加工工业,因而,大量投资于工业与基础设施,至于需求,则严重依赖出口,这使经济对出口与投资十分依赖:这两项目前占到中国GDP的75%,并以每年接近30%的速度在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印度确实形成一种独特的、与东亚、尤其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依赖消费而非投资,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依赖高技术而非低技能制造业。

  印度增长模式的社会效果似乎也不错。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专家罗奇说,印度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可能要优于中国的资源动员模式,因为,这种消费驱动模式比起其他发展战略来说,更有效地造福于民众。同样是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凸显,印度的不平等增加幅度却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基尼系数来衡量,印度目前是0.33,美国为0.41,而中国是0.45。当然,印度模式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即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迟缓,不能为农村低技能人口提供充分就业岗位。

  增长的道德性

  这一结构性差异背后是两国经济增长不同的制度框架。对此,达斯先生的文章简单地解释说:中国的增长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印度的增长则是企业驱动的。在中国,国家控制的银行发放的信贷只有10%给了私人部门,尽管私人部门雇佣了40%的劳动力。而在印度,私人企业家获得了超过80%的贷款。

  对达斯先生的这个观察结论可以予以扩展。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就指出,东亚模式普遍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换取高增长。在中国,这一点更为明显。在一些领域,政府利用权力人为地抑制要素价格,诱导国内外企业进行投资。尽管法治、产权保护、合同执行等制度基础均不健全,但政府授予投资者的租金却对国内外投资者形成强大诱惑。由此推动的高速增长,也让政府回避了一些制度公共品供应匮乏的难题。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的高强度投入,在印度,GDP增长的30%来自生产率提高,而不是出自资本或劳动投入增加。根据一项精细的研究报告,印度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1.5% 增长到1999年的16.5% ,这20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达到14.3%;中国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3 . 5% 下降到2003年的 8.5%,中国在1978年至 2003年这25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是10.9%。

  由此导致的一个重要经济后果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表现奇好,却没有产生伟大的企业。印度却已涌现了二三十家世界级公司。在中国,还有一个事实:这套增长机制每天在诱导企业家犯罪。从前那些国企强人在风光无限之后一个个落马,在最近若干年发展最快的房地产业,能有几个开发商洁身自好、没有卷入权钱交易?健康的经济增长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家,如此脆弱的企业家群体意味着中国经济缺乏保持长远增长的基础。

  目前印度也试图学习中国模式,吸引外商投资,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在印度民主体制的约束下,政府不大可能为了吸引投资而授予企业以污染特权,其劳动法规也使企业和政府难以合谋控制劳工工资。印度劳动法体系的取向跟中国相反:印度劳动法对劳工的保护在很多人看来过分了,中国劳动法规对劳工的保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所有这些意味着,印度的增长速度在短期甚至中期内,绝无可能赶上中国。但是,GDP增长速度、规模或者哪怕是人均GDP,快的未必是好的,经济发展不是开运动会。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实有必要超越浅薄的实证主义,讨论增长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体现于增长的结构、动力及其财富分配格局中,这些决定着增长能否持久而稳定;也体现于增长的社会、文化与精神后果中,即增长不是把人工具化,变成增长的工具和财富的奴隶。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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