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和世界視野中審視毛澤東和文革（2）
作者﹕atton﹐原標題為《文革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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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權力引起的問題

１９４５年（４月到６月）中共七大賦予毛澤東無限期的一票決定權﹐並把他的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方針──在七大會場主席臺的上面﹐掛上了大橫幅﹕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奮勇前進（或許差幾個字﹐意思是這樣）﹐使他的地位遠高于所有領導人之上。這種權力對別人當然是威脅。因為有了這種權力﹐別人說的都不算﹐他要整肅別人﹐別人無力抵抗﹐也無處申述。正好毛澤東就喜歡“與人奮斗”。擁有絕對權力的人喜歡和你斗﹐你當然沒有什麼好結果。所以其他人都想廢除這種權力。如果毛澤東也想廢除這種權力﹐當然是中共之福﹐中國之福。但是毛澤東從來沒有這種想法﹐與之相反﹐他在不停地為保持﹑加強和擴大它而奮斗﹐他的斗爭對象包括蔣介石﹐王明﹐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周恩來。總之他都贏了。但是他也知道﹐為了保持絕對權力﹐必須找到可靠的人﹐使自己在老年無能的時候﹐還能有人幫助自己保持這一權力。而這個可靠的人﹐也必然是繼承這一權力的人。因為這人也應該擁有僅次于絕對權力的權力﹐而且在毛澤東衰老之際﹐替他行使絕對權力。這是絕對權力自己的特有邏輯。不分古今中外﹐凡是絕對權力都必然引發這麼一連串行為﹕維護該權力﹐為保持權力尋找可靠接班人。

但是毛澤東的絕對權力在５０年代引發了嚴重的問題﹕這一權力把中國經濟搞壞了。

這要從前幾年說起。斯大林死後﹐毛澤東認為他的地位該相應上升﹐而這上升應該伴隨著中共的國力和成就。如果中國還是窮國弱國﹐經濟落後﹐軍隊連臺灣都打不下來﹐需要接受別人的支援指導﹐那他毛澤東在國際上的地位也高不到哪裡去。于是在各種場合中﹐毛澤東鼓勵大干快上。這一時期毛澤東的興奮點﹐在“大干快上”﹐或“快速過渡”上﹐這一階段和５０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有很大不同﹐因為５０以前是戰爭年代﹐５０年代為建設年代。所以我們可以把５０年代的毛澤東思想﹐叫做“大干快上”階段﹐也可以叫做“毛思想２”。意為毛澤東思想第二階段。

在這一階段﹐特別是在１９５３年以後﹐他參與經濟工作。從５３年起﹐根據毛自己的要求﹐中央有關經濟問題的文件﹐必須經過他簽字﹐才能下發。對于重大的政治經濟事件﹐比如農業合作社﹐則完全由他決定。農村合作化原定用三個五年計劃﹐也就是十五年完成﹐但是他說兩年就行﹐還說周恩來是小腳女人。既然他明顯地表現出急不可待﹐下面的人也熱衷于突飛猛進。結果1956年在各個方面﹐都有些浮誇亂搞。這使經濟領導者們相當擔心。因為中國的經濟從戰爭中剛剛恢復（５３年朝鮮戰爭才結束）﹐根本經不起亂搞。56年中期﹐中共中央除了毛澤東之外的全體成員﹐都參與了一場“反冒進”行動。這個行動的目的﹐是反對56年及之前的各種不符合科學﹐也不符合實際的政策和措施。反冒進只持續了一年﹐就是從56年到57年﹐並取得相當大的成功﹕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57年中國經濟空前繁榮。

但是毛澤東不喜歡反冒進﹐他喜歡冒進──冒進許諾快速過渡。他給冒進改了一個名字﹐叫做躍進。他一個人喜歡冒進﹐就把中共中央其他所有人的意見否決了。不但否決了﹐而且還把那些反冒進的人批判了一通。他解散了（５８年１月）當時領導經濟工作的財經五人領導小組（以陳雲為組長）。而且﹐就在這一年（57年）中﹐毛澤東發動了反右運動。這兩件事情是互相關聯的。毛澤東說﹕反冒進為右派分子提供了彈藥。這麼說有道理。因為反冒進依靠的就是知識分子。用知識分子的科學知識和數學計算﹐否定冒進分子不符合科學的做法。如果把知識分子整得落花流水﹐或是勞改或是戴帽﹐那麼就沒有人敢用科學和數學﹐否定冒進。喜歡冒進的人﹐必然冒進得更起勁。

也就是說﹐冒進和科學是對抗的兩件事。冒進分子和知識分子也是對抗的兩伙人。陳雲周恩來等人反冒進的時候﹐依靠的就是這些知識分子。結果把知識分子的地位提高了﹐他們頻頻發言﹐批判工農干部的無知蠻干﹐欺上瞞下﹐謊報成績。乃至于有些知識分子以為“天將降大任于知識分子﹐經濟建設要靠咱”。于是開始說話﹐提意見。黨外人士也以為冒進行為說明共產黨的工農干部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自古以來是老粗打天下﹐讀書人治天下﹐共產黨也逃不脫這一規律。這激發了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靈感。于是就有了反右運動﹐把那些敢用科學反冒進的人﹐通通消滅。可以說反右是對反冒進的迎頭痛擊。大躍進是反右的直接後果。

５７年反右整肅了知識分子﹐緊接著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毛澤東正式向反冒進的中共領導開炮。他批判並解散了當時領導經濟的五人小組（以陳雲為首﹐57年1月成立﹐只工作了一年）﹐大張旗鼓地開始“反反冒進”。由此他的絕對權力又擴大了。在這之前﹐經濟和建設的領導權﹐僥幸地游離于毛澤東的絕對權力之外。因為領導這種事情﹐需要特殊知識﹐而毛澤東偏偏缺少這種知識。但是現在有知識的人閉嘴了﹐毛澤東的絕對領導權擴展到經濟領域。他把陳雲等人已經制定好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全部推翻﹐並把“冒進”兩字改為“躍進”﹐還加上了個“大”。發動了純毛澤東個人色彩的“大躍進”。毛澤東說他找到了兩件法寶﹐一是發動群眾﹐一是人民公社。這兩件法寶蘇聯不會﹐陳雲周恩來也不會﹐中國的知識分子更是這兩件法寶的絆腳石﹐但是他毛澤東會。有了它們﹐他一定能領導中共先于蘇聯進入共產主義。但是﹐在58年一年多的大躍進中﹐原本健康發展的中國經濟迅速崩潰。

彭德懷在59年廬山會議﹐批判毛澤東的經濟政策。讀者應該了解對彭德懷這一行動的悲壯性﹕為什麼站出來批評大躍進的﹐不是管經濟的﹐而是國防部長﹖因為在58年1月南寧會議“反反冒進”﹐領導經濟的陳雲周恩來等人﹐都已經被整肅了。他們在58年反復檢討﹐並交出了經濟的領導權。毛澤東說他們離右派只有50米﹐他們的反冒進為右派分子提供了反黨的彈藥。所以在59年廬山會議﹐這些人已經不能或不敢站出來批評毛澤東了。在59年廬山會議上彭黃張周的發難﹐可以算是“反冒進（躍進）的最後的自殺沖鋒”﹕別人不敢干﹐他們來拼命。黃克誠是57年1月成立的五人財經領導小組的成員。在58年一月南寧會議已經被批判過一次﹐這次還敢站出來發難﹐應該算作“二次敢死隊”。張聞天本是留蘇派﹐在遵義會議被選為共產黨的總書記（自己辭職不就）﹐解放後任駐蘇大使﹐向毛澤東傳達過蘇聯對大躍進的反面看法。他為人正直﹐威信很高﹐是毛澤東提防的人物﹐在延安整風已經被整過一遍。如果他順從毛澤東﹐還有活路﹐如果參與反毛﹐則下場必然悲慘。所以他發難﹐應該算是“不要命”。周小舟是毛澤東的秘書﹐是毛的親信﹐時任湖南省書記。應該說是正在上升的明星。他支持彭德懷﹐應該算是“文死諫”。廬山會議這四個人都是“舍身取義”。（在文革中除了黃克誠依靠特殊的心理和身體素質﹐活了下來﹐其他三個都死了）。

但是毛澤東卻把他們的行為﹐看作對自己的絕對權力的挑戰﹕這不是明明說我不能領導經濟﹖如果是這樣﹐我的絕對權力﹐不是必須退出經濟領域﹖那麼在和平建設時期﹐我不就是被實際上架空﹖還不只如此﹕因為大躍進導致大批人餓死﹐毛澤東應該對此負責﹐主動放棄絕對權力。因為顯然是這個絕對權力﹐造成了如此惡果。因為沒有這一權力﹐毛澤東一個人不能否定５７年初開始的反冒進（陳雲後來說﹐幾乎所有政治局委員都參與了反冒進）﹐也不能推翻已經制定﹑並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那麼就不會出現經濟災難和餓死人的情況。所以彭德懷廬山上書的合理結果﹐是毛澤東放棄絕對權力。毛澤東並沒有把彭德懷上書事件﹐當作單純地對大躍進的評價﹐而是說他有陰謀﹐想奪權──把他手裡的絕對權力奪走。而且這是裡通外國的奪權。因為蘇聯人也批評了毛澤東的躍進。

或許﹐彭德懷發難有其它原因﹕在1958年林彪突然發起在軍內反教條主義運動﹐劉伯承﹑粟裕和蕭克被整肅。彭德懷在以前和粟裕有沖突。所以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彭德懷沖鋒陷陣﹐給毛澤東和林彪當槍使。但是這引起廣大干部的不滿。劉伯承帶病作檢討時﹐全場上千軍官起立敬禮﹐檢討完全場起立鼓掌。因為這種整肅實在是無中生有﹐派別斗爭。這是毛澤東﹑林彪分化務實派的陰損的一招。彭德懷事後發覺上當﹐悔恨交集﹐在59年廬山會議上為民請命﹐算是以戰死疆場﹐向世人謝罪。

自從59年廬山會議之後﹐如有反對毛澤東的政策的（並非挑戰他的領導地位）﹐再也不敢搞“陽謀”﹐只敢搞“陰謀”。因為廬山會議已經表明﹕誰反對毛澤東政策﹐他就認為誰要陰謀奪權﹐他就打到誰。

我們再反過來看看“反冒進”。這個反冒進開始于1956年初﹐其發起人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其高潮在５６年6月﹐當時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中央工作會議。其精神發表于５６年6月20號的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冒進》。反冒進初期﹐具體目標以下幾個對經濟已經造成不良影響的事情﹕農業合作社化（陳雲說它不能解決農業問題）﹐公私合營（陳雲提出產品質量下降﹐成本提高）。赤字預算（超過財政能力的基本建設投資﹐56年的財政赤字為30億）﹐和當時越來越嚴重的虛報﹑浮誇﹑亂指揮。當時的政治局成員都參與了反冒進。他們說有些事情雖然應該作﹐但是說搞大了搞快了﹐搞冒進了。比如說合作化﹐原來計劃用三個五年計劃﹐也就是15年完成。也就是在1970年左右完成。但是毛澤東說劉少奇周恩來是“小腳女人”﹐一年兩年就搞完了。為了合作化﹐中央財政投入了80億人民幣﹐在當時是個非常大的數字。但是﹐結果並不好﹐陳雲說﹐合作化的效果可能要若干年以後才能看出來。而且說﹐合作化不能解決農業問題。農業問題就是產量問題﹐事實證明單干產量高。再說這公私合營﹐陳雲在56年提出一個問題﹐讓大家思考﹕公私合營後﹐全聚德和東來順不好吃了。思考能得出什麼結果﹐他沒有說。後來隨著反冒進的深入﹐逐漸發展到各個領域﹕凡是反科學的事情﹐都被提出來批評。

現在是2005年﹐現在回頭看﹐可知56年反冒進﹐到了80年代才取得成功。文革以後的經濟政策﹐是50年代務實的經濟政策的伸延和發展──合作化“退”夠了﹕劉少奇說要“退夠”﹐也就是把眾多的合作社解散﹐現在都解散了﹐全國都包產到戶﹔企業私有化﹐發展私營經濟﹐這是公私合營的反向發展。至于浮誇虛報﹐現在還在反。有人驚奇文革之後何以經濟能如此迅速地恢復﹐應該說﹐這些政策在57年以前﹐已經實行過並且行之有效──實際上在61年劉少奇主持經濟工作的時候﹐也曾再次實行﹐而且再次證明有效。所以文革之後鄧小平趙紫陽等人﹐搞包產到戶﹐私有經濟﹐可以說是輕車熟路。當然﹐文革之後有了日本臺灣韓國的經驗﹐引進外資﹐搞出口加工﹐都是國際上行之有效的措施。所以80年代的務實派﹐比50年代的務實派﹐還是進步了不少。但是﹐他們隔三十年一脈相承﹐領導人也有延續性﹕陳雲和鄧小平。

我們可以看出﹐從50年代開始﹐中共高層就有一些“務實份子”。他們注重政策的實際效果。如果研究他們的政策綱領﹐可以說這麼四條﹕1,黑貓白貓﹔2,摸石子過河﹔3﹐兩手都要硬。4,發展是硬道理。這個務實派沒有組織﹐人員出自各個山頭﹐知識分子（在中共干部中﹐高中以上就算是知識分子。去國外勤工儉學的﹐是大知識分子）所佔比例很高。他們的四條綱領的後三條是在80年代鄧小平明確建立的﹐但是在50年代已經形成。第三條“兩手都要硬”﹐一是指堅決地維護共產黨的統治﹐二是指用強硬的行政手段﹐為發展開路﹐比如說現在的強行征地征稅﹐集中資源﹐建公路﹑工廠。所以這務實派就是務實派﹐並非民主派或自由派。如果誰要是手硬得不夠﹐或者一手硬一手軟﹐那就被務實派拋棄──比如在80年代末發生的事情。誰要是把務實派當作其他什麼派﹐也會領受慘痛教訓。

反冒進蓬勃發展好日子實際上不到一年﹐也就是從56年初﹐到57年1月﹐因為在57年1月﹐毛澤東就提出“反反冒進”。“冒進是馬克思主義”。反右實際上和反反冒進是一回事。反右打擊的是知識分子﹐也是反冒進的基礎。反右之後﹐到了在58年1月的南寧會議﹐反冒進派就被徹底整肅了。而且在58年一年之中﹐開了幾次會議﹐越來越嚴厲批判“反冒進”。在58年6月的8屆二中全會﹐已經變成了個人攻擊﹕連陳雲的長像﹐說被人說是像奸商（從此之後陳雲和奸商有了關系﹕康生在文革的時候批判陳雲﹐說陳雲的經濟學是奸商的經濟學）。周恩來也提出辭職。如此﹐務實派被鎮壓了。然後在一年之後的59年﹐彭德懷等人再次發難──當敢死隊。但是又被整肅。務實派從此不再出聲﹐直到林彪死了﹐周恩來把鄧小平拉出來﹐搞了一年的整頓﹐但是也就是一年﹐就被毛澤東再次鎮壓。然後﹐就要等到毛澤東死了﹐務實派才能咸魚翻身。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文革﹐就可知所謂“走資派”並非空穴來風﹐這個走資派就是務實派。他們雖經57年反右﹐58年反冒進（南寧會議）﹐59年廬山會議多次打擊﹐但是在61到65年﹐在劉少奇的領導下﹐悶頭工作﹐無聲發展。因為毛澤東這時必須對務實派讓步﹐必須利用他們﹐把崩潰的經濟恢復過來。這好像有點“陰謀”的味道了。大家慢慢往後看﹐就知道這是毛澤東的用人之道﹕用時讓步﹐過河拆橋。這種辦法對毛澤東來說﹐也相當危險﹐就是讓步時對方迅速發展﹐到後來拆橋的時候就要費勁。這務實派乘毛澤東讓步的時候﹐從61到64年迅猛發展﹐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跨山頭的﹐遍布各領域的﹐雖然沒有組織﹐但是綱領比較明確的派別。他們的主要原則就是上述四條。這四條和毛澤東的相反。其成員在政府中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其中鄧小平是在大躍進之後加入的。在軍內有賀龍羅瑞卿羅榮桓劉伯承。他們來自不同山頭﹐以前曾經互相斗爭﹐比如劉少奇的北方局﹐曾經打壓過周恩來等南方蘇區干部﹔鄧小平對整肅彭德懷方面出力很多﹐彭德懷在整肅劉伯承粟裕方面也曾一馬當先。但是﹐大躍進教育了他們﹐三千萬被餓死的農民教育了他們﹐從而在務實方面形成共識。

到了65年﹐毛澤東認為經濟已經部分恢復﹐可以用不著務實派了﹐而且﹐這務實派也太強大了﹐嚴重威脅他毛澤東的地位。在四清的時候﹐劉少奇已經向毛先生叫板。毛澤東從65年開始﹐逐步地打擊分化務實派──先把北方局和蘇區干部分開──他們之間的沖突﹐是延安整風時他毛澤東自己挑起來的。毛澤東還給務實派扣上了帽子﹕走資派﹐並在66年文革中把劉少奇賀龍消滅。

另外﹐我們可以看出反右和“反反冒進”這兩個運動﹐和延安整風的關系。這兩個運動都是依靠工農分子﹐整肅知識分子。延安整風的結果﹐對中共來說﹐相當不錯。因為戰爭時期工農干部比知識分子更有用。工農干部親身參加作戰﹐在戰爭中學會戰爭﹐出現很多軍事人才。依靠他們只用了四年﹐就把國民黨的四百萬軍隊打垮了。在這期間蘇聯要求中共和國民黨隔長江分治﹐中共沒有理會。如果留蘇派還掌握大權﹐共產國際還是上級機構﹐那麼中共就必須服從蘇聯的指示。對于毛澤東來說﹐延安整風是成功經驗。這個經驗說明﹕依靠工農分子﹐由他領導﹐就能完成大業。

顯然毛澤東把這一經驗用在反右和反反冒進上了。他認為知識分子在經濟建設上﹐和在蘇區的留蘇派一樣﹐只能起壞作用。留學回來的專家﹐和留蘇派是一類人﹐外國專家和李德是一類人。如果依靠知識分子的計劃和計算﹐從５７年算起﹐中國可能要到四十年之後才能趕上英國。２００５年據說大陸的ＧＤＰ趕上了英國。也就是說﹐從５６年起﹐實際上中國花了５０年才趕上了英國﹐還只是在ＧＤＰ上﹐在科技方面還差很多。如果沒有大躍進和文革的破壞﹐ＧＤＰ可能在１９９５年趕上英國。

毛澤東對這種科學的﹐符合實際情況的計算和計劃﹐沒有興趣。至于他為什麼沒有興趣﹐理由也很明白﹕他在７６年就死了﹐這時離開ＧＤＰ趕上英國還差三十年。也就是說﹕按知識分子的科學計算﹐到他死了﹐中國也還是弱國窮國。他老先生的國際共運領袖的地位﹐還是不能建立。因為斯大林的國際共運領袖地位﹐顯然是和蘇聯的強大實力結合在一起的。所以毛澤東著急。他希望中國八年就能超過英國﹐十五年就能趕上美國。我們算算﹕從５８加上十五年﹐正好是７３年﹐離開他死大約是三年。也就是說﹐如果按他的大躍進速度﹐在７３中國趕上美國﹐之後他能當三年的世界第一強國的領袖﹐當然也一定是國際共運領袖。那時候他或許和現在的布什一樣﹐在全世界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軍事基地﹐空軍和海軍控制著世界的天空和海洋。他就空前絕後地贏遍了全世界──正如現在美國某些人的感受。如果按知識分子的計算和計劃﹐這麼美好的事情都不存在。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毛澤東本人並不懂科學﹐所以他認為可能出現奇跡﹐也就是中國突然就發展了。怎麼能“突然發展”﹐他有經驗。就是靠人多。他說過﹕我有兩大法寶﹐蘇聯人沒有。這兩大法寶第一是人民公社﹐第二是發動群眾。他還說﹐我就不信建設國家﹐比打敗國民黨４００萬軍隊還難。四年時間就打敗了４００萬軍隊﹐那麼８年還趕不上英國﹖現在看來﹐他那兩大法寶﹐實際上是一大法寶﹐就是人多﹐和讓這些人拼命。

毛澤東在這裡犯了很幼稚低級的錯誤。這些錯誤還正好是他自己批判過的。首先他犯了經驗主義錯誤。他把打仗的經驗﹐用在經濟建設上﹒另外﹐他自己說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辯證法的靈魂。經濟建設和打仗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他卻把這二者混為一談。

毛澤東的能力

廬山會議整肅彭德懷之後﹐毛澤東在60年發動二次躍進﹐在60年一月上海召開政治局會議上﹐仍高喊趕超英國。“三年完成農村發展綱要40條”。雖然全國都在餓死人﹐毛硬說“形勢大好”。“成績極大”。並在６０年整整一年﹐用用最嚴厲的辦法﹐強行推動躍進──高征購﹐公社化﹐食堂化。有的地方已經把農民渡飢荒的野生植物﹐都算在征糧的范圍之內。有報道說有村干部私藏紅薯﹐被抓進監獄受虐待而死。用了如此強大的壓力﹐毛澤東眼巴巴地等著60年秋收的好消息。好消息沒等來﹐等來的消息比以前更壞。實際是把59年的已經崩潰的經濟﹐再破壞一遍。60年發生大飢荒﹐是毛先生二次躍進的偉大成果。二次躍進失敗之後﹐毛澤東聲稱一定是階級敵人搗亂﹐不整肅這些搗亂的人﹐他的經濟路線不能成功。在1961一月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正式提出農村政權有三分之一被地富反壞把持。各地出現“亂子”（指飢荒）﹐是因為階級敵人復闢。現在我們不能聽毛澤東說什麼就以為他想什麼。表面上來看﹐毛澤東這時認為躍進失敗是階級敵人搗亂﹐實際上我們應該認識到﹐毛澤東這時已經明白﹐他的農業政策根本不對頭﹐他的大煉鋼鐵也根本不科學﹐他也清楚地看到大躍進已經失敗了。正是因為這樣﹐一定會有人跳出來﹐挑戰他的領導地位。一次躍進失敗﹐出來個彭德懷一伙人反對他﹐這二次躍進又失敗了﹐不少人吵吵著要給彭德懷翻案﹐也會有更多得多的人反對他。他毛澤東把經濟搞砸了﹐一定有人要求他承擔責任。所以這時毛澤東提出“階級敵人搗亂論”﹐表明他意識到了自己的地位的危機﹐他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衛自己的地位。為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整肅﹐整肅﹐再整肅。毛澤東這時提出階級斗爭﹐好像是針對地富反壞右﹐但是實際上是針對以後的挑戰者。這挑戰者到底是誰﹐毛澤東那時還不確定﹐但是他知道一定會有。所以這時他放棄經濟工作﹐去專心搞更重要的階級斗爭。

現在人多以為毛澤東天才﹐林彪善戰。如果從才能方面看﹐實際上這二人和劉少奇一比﹐只能算是“偏科”﹐而非全才。毛不懂經濟。最簡單的經濟常識也沒有﹐他不知道爐子越大﹐其表面積和體積之比S/V越小﹐可能的爐溫越高﹐鋼鐵的質量也越好﹐也越節約燃料。這是中學應該學的數學常識。毛澤東數學很差。缺乏常識。後來毛澤東自己說﹕“打麻將十三張牌﹐基本靠手氣﹐誰知道搞鋼鐵這麼復雜﹐要各種原材料﹐要有客觀條件﹐不能憑手氣。”。這種水平﹐怎能趕超英美﹖毛澤東的手不能碰錢﹐不用錢當然不懂經濟。外加上馬克思理論的中心﹐就是否定市場﹑資本和商品。因為剝削從此而來。所以資本和商品是萬惡之源。毛澤東喜歡的是供給制﹐大家不買不賣﹐只需分配領取。所以毛澤東的經濟知識為○。但是他偏以為自己什麼都行﹐還寫過“十大關系”﹐論述經濟問題。使用的是他的矛盾論。這種經濟理論﹐並無任何實用性。另外有一古怪事實﹐可說明毛對農業的了解﹐那就是毛相信畝產十六萬斤﹐後來很多人說不可能﹐毛就問火箭專家錢學森﹐一畝能不能打十六萬斤。錢說只要光合作用夠了就有可能。所以各地造假干部﹐拍馬書記﹐在田裡支起了探照燈。毛澤東還親自跑到河南徐水十六萬斤田看了一次。毛澤東自己是農民出身﹐卻連這個都能相信。只能說他自己是傳媒和宣傳機構的犧牲品。如果他有一點數學知識﹐可以簡單地計算一下﹐十六萬斤的稻谷﹐在一畝地上﹐會鋪上多厚的一層。只要作了這個計算﹐不用去河南去看﹐就知道那是胡說。

他為什麼不作這種運算﹖因為他不會。他不會﹐可以讓別人替他算。但是﹐他又不信任知識分子。于是這就成了大問題﹐這問題就是﹕他想要什麼﹐宣傳機構就說什麼﹐他就信什麼。這和“逼供信”差不多﹐可以叫做“要唱信”。他想要﹐人家就唱﹐他就信。他成為自己的宣傳機構的犧牲品。用要唱信對付自己﹐逼供信對付別人。結果不問可知。這個“要唱信”威力非常大。現有于光遠先生的文章《兩件丟臉的事》﹐說他在大躍進的時候﹐相信畝產小麥７千多斤。和他一起去參觀的農業專家不信﹐帶著一杆稱。于光遠認為他是臭知識分子﹐不相信工農群眾。按說于光遠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學生﹐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第一專家。他也抵抗不住“要唱信”的威力。實際上﹐那時候小麥畝產４００斤已經是少見的高產。這是筆者所在的學校自己試驗所得的結果。因為５０年代沒有化肥和改良的種子。這事也奇怪﹕中國有很多農業專家﹐光是農業學院全國也不知有多少。毛澤東為什麼不去問他們﹐卻問火箭專家錢學森﹖錢學森自己從來沒有種過地﹐可能五谷不分。應該說所有農學家和所有莊稼人﹐都被反右整怕了。只要毛澤東一問一畝能不能打十六萬斤﹐經過反右和三面紅旗宣傳的人﹐一定知道他老先生要聽的是“能”。你就只能說“能”﹐他就信這是“能”。你要是說“不能”﹐他不但不信﹐還要整肅你。

從此也可以看到﹐除了不懂經濟﹐毛還有一大缺陷﹐就是不善識人。我們知道領導人士最重要的本領就是知人善用。毛卻從來就不知人﹐如果知人﹐何以用了劉少奇林彪﹐文革用了鄧小平華國鋒。導致他人一死﹐事就敗。毛澤東身邊手下不乏忠實能干之士﹐可是連秘書李銳﹑田家英﹑周小舟﹑都容不下。現在想來﹐以毛澤東那麼崇高的地位﹐給他作秘書﹐那是何等難得的位置﹐怎麼會找死去反對他呢。毛澤東曾對柯慶施說﹕“你的秘書（張春橋）比我的好﹐李銳周小舟都反對我。”這真是說明毛連在自己身邊長期工作的人﹐都認識不清。這些人都是難得人才﹐出于對毛的赤忱﹐才不顧得失﹐誠心苦諫。再說﹐秘書們反對他圖個什麼﹖其中田家英周小舟因悲憤自殺（一說田被秘裁）。所以毛澤東雖然作詩和理論﹐甚至打仗﹐都有一套﹐但是卻不能識人。這是他的最大缺陷。以毛澤東的才能﹐能在萬人之中﹐嶄露頭角。這就是他當了共產黨領袖的原因。但是當領導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別人的才能。而非單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才能必定非常有限。而毛認為自己在哪一行都比別人高明。所以踢開了陳雲﹐和已經制定好的五年計劃﹐自己搞大躍進。把專家打成右派﹐自己搞小高爐煉鐵﹐八字憲法﹐深耕密植。這些事情﹐交給專家作不好嗎﹖陳雲劉少奇都不是農業和冶金專家﹐但是中國有很好的專家。他們會用專家﹐特別是劉少奇﹐能把被打成右派的專家解放出來﹐安排工作。而毛特別喜歡地就是整肅知識分子﹐並熱衷于證明他們不但沒知識﹐而且最愚蠢。世界一流的冶金專家葉楚佩﹐解放後從美國回到北京﹐立志投身中國建設﹐但被打成右派﹐停止工作﹐大躍進後時拿個面口袋﹐在中關村的福利樓排隊給他的洋太太買面包。對于大煉鋼鐵這種事是絕對插不上嘴了。另外還有黨內冶金專家﹐也都被整肅。

毛澤東有此古怪的行為﹐和他在北大當圖書館員的經歷有關。當年他從長沙師范畢業之後﹐受其老師兼以後的岳父的推荐﹐來到當時的北大﹐目的是求學。但是他沒有資格當學生﹐只靠關系當上了圖書館員﹐工資每月兩元（他自己說是8元﹐但有人回憶說是2元）﹐比看大門的還少。當時教授月薪300元。年輕的毛澤東和師生天天接觸﹐卻無來往﹐關系正如現在大學生和校裡掃街的民工。當時毛澤東的處境﹐真可謂“心比天高﹐命比紙薄”。超強想贏的他﹐從此養成對知識分子的不可緩解的嫉恨。這種心理伴隨毛澤東一生﹐在建國之後﹐這種嫉恨變本加厲。在文革時期毛澤東讓自己的內寵謝某（譯電員﹐初中畢業）管理北大﹐並批示北大“池深王八多”﹐中國人知道“王八”的含義是什麼。從中可以看出老年的毛﹐多麼享受過癮的贏。

　　毛澤東的“贏”欲﹐也是他不能用人的原因之一。因為用人必須承認別人比你能干﹐然後請人出來為你干。比如劉備三顧茅廬﹐當時劉備身經百戰﹐而且貴為皇叔﹐卻認為比他年輕的一介書生諸葛亮﹐雖然什麼仗也沒打過﹐卻比自己能干。劉備對諸葛亮說﹐如果你不出來﹐我們漢室就完了。諸葛亮受感動了﹐就出來為劉備服務﹐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就因為劉備有這兩下子﹐曹操才說﹐“天下英雄﹐唯爾與操”。在這方面﹐毛澤東比劉備可差的太遠了。他認為別人都不如他﹐因為他有自己的哲學﹐而用此哲學可一通百通﹐而其他人哲學不行﹐就什麼也不行。如此一種心態﹐也是他沒完沒了整肅秘書和知識分子的原因。因為他的秘書都是突出人才。如果再能指出他的錯誤﹐那不是比他高明了﹖而且秘書整天和他在一起﹐不可能老作出“無限崇拜”的表情。最終要表示出“你也是人”。可是被人崇拜﹐是毛的嗜好。

毛澤東個人想贏﹐如果他下棋跳高﹐當世界冠軍﹐乃至幾連冠﹐大家都高興。但是他的贏欲給中國人民帶來大苦難。比如這大躍進﹐沒有經過困難時期的人﹐不知道大躍進的危害。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餓”﹐餓到一家一家的人死在屋裡﹐餓到部級干部得浮腫病﹐將軍全家吃糠﹐爺爺奶奶﹐為了小孫子能活﹐自己絕食自殺。餓到人吃樹皮﹑石粉﹐草﹐最後吃上了死人。餓到小偷晚上鑽進商店﹐早上撐死在櫃臺上。據說餓死了三千萬人﹐“躍進”典型安徽亳縣﹐在59﹑60兩年中餓死30％人口﹐兩萬多家庭絕戶﹐人吃人現象發生于多處﹐60％耕畜死亡﹐房屋倒塌十萬間以上﹐80％的林木被砍光。當地有民謠“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見《炎黃春秋》2003年第一期﹕亳縣農業“衛星”經驗官修記）這是千百年沒有過的人為災難。當文革前後學生讓老農“憶苦思甜”的時候﹐農民說著說著﹐就說到大躍進後的生活之慘狀。而原來是讓他們說解放前的苦生活。毫無疑問的是﹐大躍進後的生活﹐比解放前苦得多。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