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和世界视野中审视毛泽东和文革（3）

作者：atton，原标题为《文革秘史》

露脸和丢脸

毛泽东在大跃进初期，向全世界说了很多很夸张的话，甚至说：如果我们先到共产主义的门口，也先要等一等。等苏联赶上来，然后一起进入。如果我们先进去了，对他们不太尊重。

全世界当时都大跃进都非常关注。只有苏联对跃进的实际情况最为了解。因为中国有很多苏联专家。而且中国的跃进的内容，很主要的一部分，就是从苏联、东欧定购大量设备。有些设备运来了，苏联专家发现没有配套设施。电力，道路，原料，燃料，连工人吃的粮食，什么都没有，设备只能放在那里生锈。这些信息都反映到苏联高层。虽然当时苏联和东欧的报纸和宣传机构，对中国的大跃进表示赞扬和羡慕。光是苏联的《真理报》，就登载了４５篇赞扬大跃进的文章。但这是苏联宣传机构的认识：苏联政工和中国的政工一样，其专长在科学和经济之外。苏联领导人却能从专家那里得到情报。赫鲁晓夫说，公社是苏联以前搞过的事情，证明不好，苏联是搞公社失败了，才搞小规模的集体农庄。苏联专家说，中国的土法炼铜，再怎么土，也需要原料和温度。而原料需要开采运输，温度需要电力燃料。这些东西从哪里来？不可能你“土”了，就全有或全不需要了。果不其然，一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崩溃，证明苏联人是对的。这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刺激。因为这让毛泽东在全世界面前丢了大脸──在跃进之初，他说得太多，口气太大。对于“自尊心极强”（刘少奇对毛的评论）的毛来说，这个打击太大。这使他对苏联人产生的仇恨，另外，也让他想别的办法当国际共运领袖──一个和经济无关的办法。

他真找到了这个办法。这就是提出和苏联不同的共运战略。并指称苏联已经“变修”，把苏联开除出共运，他就变成共运领袖了。这个办法简便有效，但是中国的内外国策，必须作大幅调整。

毛思想3──国际武装共运

61年二次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知道在经济建设上赢不了──对这行他太不熟悉了。不如到另外一个领域去赢，就是国际武装斗争。也就是说，从60--70年这段时间，毛的思想进入新的阶段：“国际武装共运”阶段。这段时间他主要从事的就是这一事业。只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才能理解自大跃进之后的中国的行为，和文革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要尽全力发展三线建设，援助阿尔及利亚，越南，马共，古巴。勒紧裤带造原子弹，等等。领导国际武装斗争，是毛当国际共运领袖的一条捷径。

苏联在５９年制定了新政策，和美国改善关系，避免苏美战争。这一新政策被中共称为“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而毛泽东与之针锋相对，自称坚持马列主义。他开动脑筋，逐渐发展了一套理论，包括“世界的乡村包围世界的城市”和“人民战争”，发动群众，明处暗处，等等。这套理论到了文革的时候才逐步成熟。但在大跃进失败，和苏联闹翻之后，就开始逐步提出。毛泽东对这件事的热衷，大约持续十年，到了７０年左右才告一段落。因为70年的时候，他发现最危险的威胁来自苏联，而非西方。另外，他支持的国际游击战，反过来针对他本人：越南逐渐倒向苏联，成南北夹击中国之势。于是在70年代他迫不得已地部分放弃“国际武装共运”，和美国和西方联合抵抗苏联。从而使他的毛思想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我们把从６０年到７０年毛泽东发展出来的思想，叫做“毛思想第三阶段”。其特点是把在国内战争的经验，用于国际。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他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了：他太喜欢把某一领域、时期的成功经验，用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是也应该看到，毛泽东确实有理论才能，他能编出一套套理论，一着不行，再来一着。经济建设，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思想２）行不通，他干不来，就搞出“毛思想３”。

　　从现在看来，“毛思想3"（世界武装革命）比毛思想２（快速过渡），更有生命力。因为我们看见，国际共运虽然失败了，但是“毛思想3"还在发挥效用：拉登先生继承了这一思想。我们不知道拉登是否学过毛泽东战略。但是我们知道，拉登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利用游击战和人民战争，在阿富汗抗击苏联。而美军的教材有借鉴毛思想的地方，并把其思想实用化。我们也知道美国在索马里黑鹰折翼，索马里的军队领导研究过毛氏思想（和其他战术）。所以这毛思想3对目前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可能超过了马恩列斯的着作。

毛思想3虽有其意义，但是并不适合中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的问题，并不能用毛思想3解决。我们知道行为应该因人而异：胖子应该少吃，营养不良的应该多吃。拉登或伊拉克逊尼派，可能很需要毛思想3。但是中国人民的问题，应该依靠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解决，国际游击战帮不上什么忙。毛思想3，从１９61年到1971年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对中国人民有害无益。毛思想２导致大跃进，毛思想3导致文革。都是大灾难。这毛思想3对两个人特别有用。一是毛泽东本人。他靠这个东西，当了十年的国际武装共运的领袖。另外一个是拉登先生。毛泽东本人一定没有想到，继承和发扬他的思想是拉登，他和毛泽东一样住在山洞里，却把美帝国主义的象征，纽约的双子星大楼给撞塌了。这才是真正的国际游击战。而且，拉登创造性地把毛老先生的思想，运用于有一千多年历史伊斯兰圣战，并把宗教和现代企业管理，和毛思想结合在一起。（据美军研究，拉登用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管理基地组织）。

从历史上看，中国没有力量实行毛思想3。因为中国国力弱小，武装落后，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发动国际武装革命。这思想倒是在中国内部，引发了大动乱。我们还是从６１年说起。

二次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开始为维护权力，但是其维护方式是以攻为守。也就把国际武装斗争置于中国经济发展之上。５９年的苏共２１次代表大会上，苏联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纲领。这是赫鲁晓夫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情况，做出的适合苏联人的调整。其理由是双方都有核武器，打起来不管输赢两败俱伤，而且，苏联这么大的地盘，资源丰富，人口不足，保住自己的地盘就好了，和美国打仗不是很没道理？可是毛泽东坚持要和美国打仗，用武装斗争打倒帝国主义。这和苏联的路线不同，毛泽东强调这一不同，坚持这是原则问题，不可调和──你要和平，我要打仗。而且要批判你，说你是修正主义。于是国际共运分裂，毛泽东成为武装共运司令部的司令。这也表明毛泽东着实有办法，大跃进失败不但没有丢失国内的绝对权力，反而捞着了国际武装共运领袖。这就是以攻为守。虽然手下只有一个兵。就是阿尔巴尼亚。另外还有几个“半”兵。也就是朝越古。这三家既讨好苏联也讨好中国。中国的盟友简称为“朝越阿古”。但是毛泽东就是敢干，只要谁武装反美，他就送武器金钱。他按人口数送给了阿尔巴尼亚每人一支AK47，和天文数量的子弹。后来在科索沃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过不是打帝国主义，而是打后来毛的朋友南斯拉夫。他花钱最多的是越战。中国从越南抗法战争的时候，就积极介入。当时由陈庚、韦国清率庞大的军事顾问团训练指挥越军。并有大量炮兵直接参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不可能有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在美国参与越战之后，中国加大了支援力度。现在对中国的出资数量有不同说法，有说３０亿美金的，有说３００亿美金的（美金在不同的时代价值不同），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的国际武装革命，并非说说而已，真是花大本钱。而且也不能说他这一套理论和做法，只是为了国内形式所需。如果是这样，他犯不着花这么多钱。也就是说，他真是想在国际上当真正的武装共运领袖。

于是，对于毛泽东来说，６１年之后国内国际形式进入一个新阶段：他领导国际武装共运，中国国内的一切活动，为这一运动服务。因为现在的重点并非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而是国际武装共运。这个事业是他提出来的理论，而且他最懂行也最有兴趣。国内经济建设只是国际武装共运的组成部分。刘少奇等人会搞经济，让他们去搞，为更高目标──国际武装共运服务。这样，他虽然放弃了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权，但获得了更高一级的领导权。不是很好的安排？但是他没有想到，这种安排也出了问题。这问题就是在刘少奇周围形成了务实派，这个务实派对他的毛思想3（国际武装斗争）不感兴趣。

刘的突出

刘少奇从６１领导经济工作，他手下有一批精明能干，熟悉民情，深知粮草重要的干部。这些干部被安排到省里主持工作，因为农业生产从来都由省级干部主持。省级干部是关键。他们一阵风地架空了公社，取消了食堂，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鼓励个体开荒，庭院养殖（在公社化的时候，农民家里不准养鸡。谁养鸡要被批斗。因为这是个体经济，和公有经济对抗）。几个月后，地里就有了庄稼，院里有了鸡鸭。城里的居民也生产自救。居民楼的楼前楼后，都开出一片片菜地玉米地。北京大学高级教授住的燕东园，本来铺着草坪，都被铲了种玉米。现在楼房林立的科学院宿舍中关村，科学家们自力更生，在楼前楼后养鸡种菜，养兔养羊。有一美国回来的工程师，在窗户下面养了两只奶羊，他的孩子就比别的孩子长得个子大。据说有人在单身宿舍的床下养猪。如此这般，粮食就有了。到了1963年，经济情况大大好转。从绝对地经济困难，到还有饭吃，大约用了两年的时间，大约也就是从61年到63年秋收之后，实在不能算慢。这一方面是因为干部优秀，一方面是因为政策对头。政策对头当然更重要。比如安徽的曾希圣，以前搞跃进是浮夸大王，安徽58年本来是丰收，因为浮夸产量，高征购和食堂化，使安徽发生了大饥荒。同样是这个曾希圣，在周恩来的压力之下，在61年看见刘少奇领导经济，带头在全省推广包产到户，在全省的包产田达到40％，在当时各省中，比例最高。结果被毛泽东认为是右倾分子。曾的这种转变，可以说是见风使舵。这也说明上面的政策决定了下面的行为。

刘少奇一旦掌握经济领导大权，很多地方干部的态度从冒进转为务实。其实以前的冒进也是被逼无奈。我们并不是说，经济调整靠刘少奇一个人，而是说，当时只有刘少奇有这样的地位，把极左蛮干倾向扭转过来。其他人，如周恩来，虽然痛恨极左蛮干，可不能也不敢扭转大势。陈云到了62年七千人大会，还不发一言。让他发言，他说要“等等看”。直到大会开过后一个月，才敢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发言。刘少奇确实是61年扭转冒进跃进的领头人。到了62年1月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刘已经主持经济一年，包产到户已经推广并有了成绩。干部中很多人都已经明确地认识到，毛泽东主政不是运动就是挨饿，刘少奇才能让人有饭吃（干部及其家属的生活首先得到改善）。刘少奇又是法定接班人，于是他的威望飙升，宣传部门也加强了对他的“造神运动”。他的“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必读书和学习材料。

刘少奇的行为、政策和成就，和毛泽东的形成对比，使刘少奇逐渐成为一个大群体的旗帜。二次跃进（60年，整肃彭德怀之后）使大批干部觉悟了。如果说彭德怀在59年庐山向毛泽东发难的时候，人们对毛的能力和政策还有迷信，或者人们认为彭的动机不纯，有个人目的。但是，在二次跃进之后，大批干部从自己切身经历认识到毛泽东那一套纯属胡搞。特别是毛泽东搞二次跃进的时候，强调跃进正确，是阶级敌人把跃进搞坏了，因此发起阶级斗争，强制推行各项不切实际的计划和政策。这样，很多干部也就认清了对错。这完全是由于事实的教育，连他们自己的生活也陷入困苦之中。大批的干部有了共识：刘少奇的路线是对的。毛泽东的经济政策行不通。这样一来，刘少奇和毛泽东实际上形成了政策上的两极，或者说，两个路线。刘少奇路线就是务实路线，它吸引了大批的干部，凡是有识之士和忧国忧民之士，大多靠近这一群体。

这个群体对“毛思想3"（世界武装共运）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务实。他们知道西方人民并没有邀请中共，发动人民战争，打倒他们的政府。务实派部分领导人曾经出国，有一定国际知识，知道西方国家的人民，生活比中国人民更好。而毛泽东从来没有去过西方国家，就是出访苏联的时候，也坚决拒绝参观，斯大林要他到处看看，他说“宁愿在屋里睡觉”。而且务实派也知道，即使要和美国打仗，中国也必须有适当的国力和装备。一个金门岛都过不去，怎么隔着太平洋和美国打仗？务实派大致是把国际武装共运，当作一个空口号，也跟着喊，在毛泽东要求大力发展三线建设的时候，也被迫照办──不办也不行。但是他们实际上有自己的目标，就是建设中国，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四个现代化。

毛泽东当然能察觉务实派的形成，和他们的态度。他作出相应的举动：组建的自己的派系，可以叫做“政治派”。其特点是突出政治，根据毛泽东的定义：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经历过这一过程的人都知道，就是给人扣上含义不明的帽子，加以整肃。整肃的目的有若干种：有的是让你老实点，有的是让你死，有的是让你不死但也活不好，当“反面教员”。总之，可以达到各种目的。政治派要作和专长的就是这些事情。他们强调在国内搞阶级斗争，在国外搞武装革命。经济建设为国际战争服务。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什么事情，只要一抓阶级斗争，就灵了。至于科学技术，具体条件，都是次要的。现在没人信这个了。但是那时候还真有很多人信。一是因为宣传机构控制一切信息，连毛泽东都听了就信，别人更没有办法抵挡。第二是有一些事实证明：因为阶级斗争就是整人，就是要在各种单位里，找出坏分子。所以人们害怕，短时间会改善劳动纪律。

但是阶级斗争大害处。就是把那些有能力的人整成坏分子，因为他们懂行，会向冒进或跃进分子提意见。另外，阶级斗争还能培养一大批不干活光整人的积极分子。而且让人跟他们学，跟着他们跑。于是，对国计民生有用的事情就没人作。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可不提，那就是一提阶级斗争，必然有人兴奋莫名。因为这就是要整人了。有人倒霉，必然有人要得意。那些根红苗壮，紧跟领导，干活不行，喜欢斗争的，凭经验知道猎物即将出现，如果参与围捕，多少能捞到一点好处。这是动物本能。所以不管是什么运动，不整人就没人兴奋，开会打瞌睡，更不能轰轰烈烈。一旦要揪人了，那必然出现“战斗兴奋综合征”──这征不那症，不是病态。笔者不是说这些人心理有问题，实在是毛老先生很会利用人的心理。我们知道德国在一战之后，魏玛共和国弥漫着颓废气氛，一旦希特勒上台，提出“犹太人”这个敌人，整个德国都进入战斗兴奋之中。这种情绪很有用。

这些问题现在看来很简单明了，但是，在那时候很多人相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为宣传机构全天全年地进行虚假信息的疲劳轰炸。

毛泽东在建立自己的政治派系方面，也下了大功夫大本钱。他看中了林彪。这也应该说是“必然的”。因为这时毛泽东举目一望，凡是能干的都加入务实派阵营。只有林彪主动地，创造性地，举起了政治派的大旗。毛看上林彪在57年之前，那正是反冒进搞得挺热闹的时候。在58年八届二中会议上把他突然提升为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远高于彭德怀。这是因为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就已经对大跃进提出意见。毛泽东因此故意提拔林彪，打压和惩罚彭德怀。按说朝鲜战争彭德怀去了，林彪没有去，彭林二位元帅的能力、贡献和地位，就已成定论──彭到底和整个联合国军，打过现代化战争。这次故意让林彪压彭德怀两个头，对彭德怀是一个严重警告。

林彪果真不负毛泽东之期望。在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发难：林彪说军队学苏联的过程中，出现教条主义。毛泽东一开始没悟出这里能作什么文章。我们说过，毛泽东对苏军战斗力十分信服。因为金门和一江山岛两场战役的成败，已经说明了必须尽快学苏军。所以是毛泽东自己提出“一定要把苏军的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但是经林彪提醒，他马上明白了这是一次打击军内务实派，肃清苏联影响的好机会。这次会议上很乱，很多人以为是彭德怀整粟裕，刘伯承和萧克。实际上这是毛泽东林彪的大战略之一：务实派当时这么强大，一次打击是不能击败的，必须分开几次打。一次打一部分。58反教条主义，是利用彭德怀和粟裕之间的冲突，把刘伯承、粟裕、萧克等人打下去了。这时候彭德怀是被利用者，是毛泽东和林彪的枪。58年反教条主义，林彪是总导演。充分表现出林彪“突出政治”的非凡的主动性和独创性，不可能不让毛泽东拍案叫绝，刮目相看。这就说明，林彪的“脑子特别灵”（林彪形容自己的语言）。他能看出毛泽东的心理动向。他知道在斯大林死后，50年代的晚期，毛泽东是要摆脱苏联，自立门户。和苏联分庭抗礼。所以林彪拿出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扣在学苏军学得很投入的刘伯承粟裕头上。政治派马上就凸显其特征：在含混的口号中扣帽子，用政治的名义进行派别斗争。

毛泽东也真是没看错林彪，林彪接着做了一系列难度很大的动作：在庐山会议上，林彪支持毛泽东整肃彭德怀。在62年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异军突起，滔滔大论几个小时，提出“交学费”理论，为毛泽东的大跃进错误开脱。在62到64年，务实派在军队进行强化训练之际，林彪提出突出政治，活学活用，在军队中大搞学毛选。而且提出大比武大练兵，是用军事冲击政治。自林彪在58年一上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这个词变成他和毛泽东拥有独家解释权，别人谁也不明白的理念。这些行动，并非每件都是毛泽东授意，有些真是林彪的发明。所以他成为不可替换的政治派的掌门人。但是其中还有一个因素，应该被考虑到。就是毛泽东知道林彪的身体不好，能力低下，把他扶起来，对自己也不是大威胁。我们在文革期间，看到毛的上述预料不但正确而且至关重要。如果林彪不是身体不好，能力低下，可能亲自指挥对毛泽东的暗杀。毛泽东是否能够逃脱，也就难说了。

毛泽东在６１年安排贺龙罗瑞卿等，帮助林彪领导军队。也是因为毛认为林彪身体不好，能力低下。贺龙罗瑞卿等确实把军队训练得不错。但是，到了６４年左右，毛泽东发现，这两个人也和务实派是一路人，他们对毛思想3（世界武装革命）没有兴趣。特别是1964年在越南发生东京湾事件，美国军舰击沉了北越的军舰，美国向越南大量增兵，大规模轰炸北越，战争规模急剧扩大，国际形势好像有朝鲜战争爆发前的状态──战争已经扩大到北越，进入中国，只在旦夕之间。这时苏联政府决定援助北越。中国早在50年代抗法战争的时候，就已经深入地参与越南战争。这时候，作为务实派，罗瑞卿在19６５年提出和苏联联合，组成反美统一阵线。这是符合当时事实的：中苏两国已经在越南合作，抗击美国。但是这种务实政策和毛的世界革命思想有冲突。因为毛的世界武装革命，是为了脱离苏联，自己当国际共运领袖。如果和苏联联合，必然当苏联的小弟弟。因为中国的实力远不如苏联。在越南的情况已经证明这一点：中国派到越南的防空部队，全都使用苏制的高射炮。这种高射炮使用雷达和指挥仪“四炮一机”电子联动，由装弹器控制炮弹从出膛到爆炸的时间。全套装备都从苏联购买──当时中国的工业水平，不能生产这种雷达。实际上在１５年之后，７０年代中期，中国的技术水平还离这种苏联５０年代末的产品，差的很远。而苏联向越南派出的是全部是导弹部队，比高射炮高一个档次。在越南的战果也大不一样。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６４年林彪太太叶群当了林办主任，什么事情都插手。军队受不了叶群。中国军队怎么能受这么一个女人指挥？当时林彪的指示命令全都要通过她。空军司令刘亚楼说，向林彪请示尽量不要经过叶群，一经过叶群就变了样。刘是四野参谋长，有可能和林彪直接联系，别人就没有这种可能。实际上刘亚楼直接请示林彪的机会也不多。在６４年后，林办的权力越来越大，也就是叶群的权力越来越大，这当然引起罗瑞卿等人的严重不满。军人们也知道，只有让林彪下台，叶群才能下台。所以罗瑞卿等人让林彪下台，也在情理之中。

以上问题使军内务实派和林彪发生严重冲突。毛支持林彪，整肃了总政治主任谭政和总参谋长罗瑞卿。这么作有两个意思：一，这对林彪是一种大恩惠。也是对叶群的大恩惠。因为这实际上是为叶群直接插手军队扫清道路。第二，这件事可放在上面说过的大背景中来看：正如刘少奇周恩来是经济、行政领域中的务实派，贺龙罗瑞卿领导者军事的务实派。他们两伙实际上一伙。

任何人都知道，军队不能让叶群领导。毛泽东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让叶群出山，放纵林彪叶群，不惜整肃练兵卓有成效的罗瑞卿，有很深的机谋。一是要拉拢林彪。他知道叶群当时为林彪至少作了一半的主。所以拉拢林彪必须拉拢叶群。二是要利用叶群王光美，为江青出台作准备。也就是为家庭政治作准备。这家庭政治是文革的最主要特征，也是毛的传位计划的中心内容。美国的卡玛丽达女士在拍摄“八九点种的太阳”的过程中，曾访问王光美女士，王女士对她说，是毛泽东让她出来的。不是刘少奇让她出来的。从中可知毛泽东早在60年代初，已经为家庭政治，妻子接班作长远打算。

整肃罗瑞卿，对刘少奇等务实派，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和打击──军事务实派已经完蛋了，你经济政务务实派，还有什么前途？据回忆，在整肃罗瑞卿的会议上，几乎所有干部都持否定态度。叶群述说了罗瑞卿的罪状之后，陆定一说“奇谈”。但是，毛泽东的意见大家不敢抗拒。后来罗瑞卿要求和毛泽东最后谈一次，周恩来叹道“他太幼稚了”。笔者搞不明白周恩来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从现在看，罗瑞卿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毛泽东大计划中的一步。这个大计划就是扶植林彪，整肃务实群体。这个大计划任何人也阻止不了。因为毛泽东的力量太大了。

　　桃园经验，毛刘开战

到了1962年下半年，因为包产到户取得良好效果，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人准备推广。62年七月陈云到毛泽东处谈这件事。被毛泽东否定。这时毛泽东的精神高度紧张，和陈云谈过话之后，马上发动了反对“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运动。其中翻案风指的是彭德怀的问题。他知道一旦包产被肯定，等于正式否定大跃进和公社，而就是证明彭德怀是对的，他毛泽东是错的。接着就会对他的地位提出挑战。再说这时私下确实有很多人为彭德怀喊冤。毛泽东奋起反击，在八届十中全会（62年9月）上撤销了农村工作部，点名批评了邓子恢（该部部长，单干风代表）。62年7月，陈云和毛泽东谈包产谈不拢之后，陈云就回家养病，绝口不谈包产。但是邓子恢还在外面作报告，宣传包产的好处。邓子恢的行为确实是“为民请命”，可毛泽东最恨的就是这种人。

毛泽东的这些做法，更让有良知的干部，认识到跟着毛泽东那一套走，中国的前途必然是黑暗血腥落后。所以大家更倾向于刘少奇。我们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毛刘交恶，是发生在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还是在64年的刘太的桃园经验。如果把这件事放在上述“务实群体”和“毛林政战派”两大阵营的背景中来看，毛刘交恶是渐进过程，而非一朝一事所致。但是笔者认为，四清和桃园经验是关键的一击。七千人大会还不足以使毛刘火拼。虽然江青在文革中说“在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恶气，到了文革才出”。七千人大会确实实际上否认了大跃进和公社。而且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也不能否认──等于把饿死人的罪责，永久性地扣在了毛的身上。不管怎么样，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仍然让刘领导经济，让刘的太太出头，看看刘是不是对毛感恩戴德，要学诸葛亮。我们知道刘备也犯过大错。他起全蜀之兵，进攻东吴。起兵前诸葛亮带领群臣拦路苦谏，说汉贼是曹操，不是孙权，而且诸葛亮的战略就是东和孙权，北抗曹操，所以不宜攻打孙权。但是刘备不听，把诸葛亮放在蜀中，自己带兵东进，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刘备带残兵逃往白帝城，没脸回家（成都），在偏远的白帝小城住了一年，就死了。刘备犯了这种大错误，诸葛亮仍然鞠躬尽力，辅佐阿斗。如果刘少奇是个好人（毛泽东这么想），也应该如此。可是看看刘备，就知毛泽东比他差远了。刘备承担责任，自己不回成都，驻守白帝城以防吴国沿江而上，同时放权于诸葛亮。毛泽东到了这地步，却不干正事，赶紧搞“阶级斗争”，抓紧权力。

所以在62年一月七千人大会之后，或者在8月反右顷以后，毛泽东不但不整肃刘少奇，反而更让刘林二人的太太出面参政。应该说是皇恩浩荡。毛泽东等着看二人的报答态度。但是，这以后的发展，是在刘少奇周围形成了一个大群体──务实派。他是人心所向，而毛在大跃进问题有待解决，毛思想2（大跃进，快过渡）证明失败，毛思想3（世界武装革命）没有市场。在这种局面之中，刘少奇又作出一件十分关键性事情。那就是在毛泽东眼皮底下，假借毛泽东之指示，挖毛的墙角。这就是四清。

至今人们对四清的研究没有展开。这四清正好和毛的斗争方式相反，是用知识分子整肃工农干部。我们知道在反冒进的时候，就搞过这么一次，当时知识分子用科学和计算，否定工农干部的冒进。这里并非说工农干部都冒进，也不是说知识分子都科学。当时的情况是：建设需要科学知识，而工农分子由于缺乏这些知识，所以虽然任领导之职，却无行领导之能。工农干部擅长的是苦干和紧跟上级，如今苦干也干不成，因为不会干，要干只能在知识分子，工程师的指导之下──本来应该是他们领导工程师。这就让工农干部很不高兴，再加上权力大了，苦干也不愿意了。这时“紧跟上级”，就成为他们的惟一擅长之处。而上级也有很多毛泽东式的好大喜功之人。毛说过：如果不好大喜功，难道要好小喜过？这说明毛的那点聪明，全放在嘴皮子上了。谁都知道大事丰功，需要客观条件，自身能力。这些条件是什么，这能力是否合适，是科学问题，不懂科学就不明白。如果毛和工农干部努力学习科学，还是能明白。但是他们不学习，因为毛从延安整风开始，就一直大肆、不停，言之凿凿地鼓吹，工农最聪明，读书最愚蠢。结果这些工农干部也就不想学习了，再加上十几年来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读书的不但没完没了的检讨改造，还一定倒霉。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就是工农分子整知识分子，当农工分子多好！

刘少奇知道毛和中共这毛病。而且知道这是冒进和跃进的病根。他在61年主持日常工作之后，伺机逐步解放了部分右派，并把这些知识分子安排工作。到了63年，经济恢复，刘认为时机已到，就开始作高危高难动作了：毛泽东不是说大跃进的失败，是因为三分之一的农村政权，在阶级敌人手里？现在不需要把他们揪出来？这就是四清。四清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知识分子整工农干部。所谓工农干部，实际上就是农民出身的干部。因为中国工人很少。中国革命自27年大革命之后，就在农村进行，农民干部占绝大多数。

当时城市干部大量下乡四清。连刚刚高中毕业，上了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也参加四清。把这和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和“五七干校”比较，就知道毛的路线和刘的路线的不同。毛的上山下乡，是让学生和干部接受再教育，到了农村低人一等。可是四清的时候，他们是工作组。检查干部的工作。刘的政策等于是把毛在延安整风发展起来的“工农整知识分子”，倒过来实行。

而且刘少奇已经有了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农村四清完了。就搞城市四清。这城市四清，大约就是让大批知识分子，去检查各单位的工作。工农干部一定首当其冲。首先是因为那时当权的都是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在反右和反右倾的时候，几乎被全部消灭。在57年反右的时候，有的部7个正付部长，只有一个知识分子，偏偏就把他给整下去了。现在剩下的是清一色工农干部。只要一查，必然发现很多账目不清，工作混乱的情况。知识分子查农工干部，当然能查出很多不科学，胡搞，乱花，欺上瞒下，瞎指挥的事情。因为大跃进之后这么搞已经标准化了。那么就会导致一个大的变化，那就是反冒进又来了，知识分子又起来，知识分子再次担任领导，指挥工作──和21世纪的情况有点类似。如此，毛的社会基础不就完了？改革开放的某些政策，因此会提前30年实行。

我们可以看出来，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之间的冲突，是中共的内部冲突的主旋律。从留苏派肃反夺权，到延安整风，到反冒进、反反冒进，反右，大跃进，跃进后的调正，到四清，到文革，这一主旋律虽按时节变化，却始终鸣响不已。直到90年代有新四军背景江工程师，把陈市长整下去，事情才有了不可逆转的结果。（新四军的中共体制中，算是小兄弟，知识分子比较多，为让江先生坐稳，邓先生特别突出了新四军的地位）。

我们看见，在这一反复冲突中，在一开始，工农干部有道理并且是受害者。他们在农村打仗建立根据地，牺牲极大，但是却让留苏派杀了不少，还遭到乱指挥的残害。据一些调查，在江西参加红军的农民，活着到延安的，不到二百分之一。可见牺牲之大。

但是，事情总是变化的。到了50年以后，建设时期，这个冲突的特性改变了。知识分子变成有道理的，并在工农干部的夺权和乱指挥中牺牲惨重。

不知道毛泽东在四清一开始，看没看出刘的这些带有计谋性的动作的实质。但是很明显，到了64年中，毛是看出来了。并出面干涉四清，和刘少奇在会议上公开冲突。甚至可以说，四清是导致文革的原因之一，而且是重要原因。因为如果不发动文革，让刘少奇搞下去，就一定会发展到城市四清，后果我们已经说了。

　　另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刘少奇把他对毛的看不起，表露出来。刘太太作了桃园经验报告，刘少奇附加了一些话，其中说到“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情况如下：

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中央机关会议上说：“现在的农村形势，总的来说是好中有严重的敌情，在农村中有四不清干部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到三分之一。暗藏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坏人和我们的敌人有一套同我们较量的手段和策略，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要高明得多。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我们的四清工作队去了以后，有好多次都被他们赶了出来。……如果你们到了那里，没有人来赶你们，说明你们还没有真正的革命。你们到了农村以后，要做一两个月的秘密工作，扎扎实实地搞扎根串联。如果不这样，你们就不能开展工作。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都还没有走上正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我在这里宣布，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如果还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见师东兵《张春桥在狱中》第312页）

毛泽东认为这就是刘少奇向他宣战。几十年刘少奇吹捧支持毛泽东的功劳，全都变成零，刘少奇现在就是敌人。毛泽东本来也要在64年下半年下乡调查，突然得知刘的这一讲话，马上取消了下乡计划──都已经说咱的办法不中用了，还下去干什么？现在要作的是全力组织力量，在刘少奇没有准备好之前，就将其歼灭。刘少奇的讲话据说是陈伯达先生火速传达给毛泽东的。为此陈立了一大功。刘少奇说完马上后悔，曾经扣押讲话记录，亲自删改。但这又有什么用？

王光美提出的四清办法，也是“知识分子和贫下中农联合，整工农干部”的意思。比如扎根串联，是把工农干部和工农分开。知识分子和底层工农结合，清查工农干部。这办法可能到了现在也不能说没有用。当然那时候没有法制，四清是运动，运动必然是一哄而上，冤假错案一大堆。但是，即使有了法制，调查干部也必须和底层民众合作。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另外，王光美的办法，体现刘少奇的干部路线：用四清培养知识分子干部。知识分子确实有问题：对农村不了解。因为一旦上学就必然脱离农村。不了解农村的干部，对务实派没有用。务实派的特点是注重实际情况，所以知识分子必须到农村去。这办法现在看来也不错。

如果照此办理，在城市四清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知识分子和底层工人结合，整肃工农干部，当这些知识分子了解了单位情况之后，可能在那里当领导。这些人会怎么看待大跃进，反反冒进？他们查的就是这些问题。毛泽东不能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刘少奇说毛泽东的“办法不灵”。表面上是说调查的方法不灵，实际上明显地包含着其他方法。包括公社化，大跃进，和依靠工农干部，搞阶级斗争。总之，毛的办法全不灵。

毛泽东对农村的理论，主要在毛的着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中。这两篇文章是毛选第一卷开篇的两章，算是毛泽东的发家着作，好比处女作、成名作。毛泽东在写它们之前也写过很多文章（如《湘江评论》首期社论《论民众的大联合》），但是都没有入选毛泽东选集。（《论民众的大联合》曾是４９年以前的毛选中的第一篇，以后被删）。所以刘少奇说毛的这一套不能用了。这还得了？好像蒋介石骂广西军（李宗仁部），说他们比共产党还坏，共产党只要他的命，广西军还要他的钱。这回是刘少奇不但要夺毛的权，还要否毛的书。毛非常看重自己的着作。中国自古有对人物的评价标准，就是立德，立言，立功。其中立言作用最大，影响最为久远。所谓立言就是着书立说，如老子孔子孟子，人死千年而书传万世。朝代可以一个一个地换，书本却一字也不能改。刘少奇说他的那套东西不顶用了，好比挖祖坟断香火，绝对不可饶恕。毛泽东把自己比作龙，说对龙不可“逆鳞”，也就是必须顺着鳞摸龙，使劲摸也没关系。如果逆着鳞摸，那就不得了。刘少奇这次是逆着鳞使劲地捋，好像是要把这龙抽筋扒皮。这事无论如何也要闹大了。所以刘少奇一说出这话，中共领导就发生了大地震。刘少奇从那一刻起，就只能准备背水一战。

　　陈云的先见之明

毛泽东让刘少奇领导经济，自己去搞阶级斗争，武装共运。这事本身就是不祥之兆。够聪明的是陈云。陈云知道毛泽东下一步要作什么，所以在62年7月因为包产到户受到毛的批评之后，马上称病休息。从而躲过文革的致命整肃。陈云先生自视极高，认为自己的治国能力远超过毛泽东。但是又极端谨慎，承认毛泽东有军队支持，自己不能和他硬碰。只要有毛在，没有他陈云的出头之日。所以决不硬顶，一味躲避。他在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一言不发。只说他对问题还看不透。七千人大会后一个多月，他才发言，但是完全不谈大跃进的成绩和错误，更不提彭德怀和反右倾。只谈一些最具体的问题，比如钞票太多，市场供应可以分凭证供应的平价商品，和高价供应的高价商品。城市人口应该减少。这些东西，都解决现实问题，又不让毛泽东难看。所以毛泽东当时很能接受陈云，任命他为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主持经济工作。等到62年7月陈云认为实际情况已经证明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应该推广，就到毛泽东处谈。谈不成，就不坚持了。因为他知道毛正在找敌人。再坚持就会进入毛的射击范围。当时邓子恢还在外面大会上鼓吹包产到户，而且是知道了毛泽东不喜欢，还坚持这一有成效的政策。结果邓子恢被点名整肃，而陈云没有被点名，只是回家养病。

在62年，刘少奇还没有正式挑战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摆开阵势，准备迎敌。在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意思就是说谁向我挑战，我就把谁扣上个“阶级敌人”的帽子，把他消灭。为了练兵，先拿地富反坏右开刀。实际上黑五类早就被镇压。而且是被屡次镇压。62年底开始的阶级斗争，把对他们的压制和歧视变得更严酷。目的就是练兵，准备打击挑战者。于是地富反坏右倒霉了。一些成分不那么好的，也被歧视。这造成很多人极度地不幸。有人说刘少奇的当政时（1962-1966）的阶级路线，对黑五类很残酷（很多学生对学校中执行的阶级路线深有体会──出

身不好不能入团，上不了大学。受歧视）。笔者认为这主要不是刘少奇的过错。一是因为刘少奇当时必须执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二是因为，这路线在66刘少奇垮台之后，变本加厉。实际上对黑五类的镇压最残酷的时候，是文革以后，而且分为两个高潮，一个高潮是６６年下半年，第二个高潮是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清队”在有些的地方持续到71年。当时枪毙人的权力下放到了区或者公社。当时没有公检法机构，公社革委会就有权杀人。一时全国各地，到处贴满了画满红钩的白纸布告。直到周恩来的直接出面制止。负责此次（实际不止一次）屠杀的公安部长李震自杀（1973年，一说他杀，笔者认为不确）。据当时知情人说，李的自杀是在周恩来严厉斥责他之后（周在会议上说：谁给你的上方宝剑。有内部知情者认为，只因这一句话，李震因悔恨而自杀。因李震并非江青、林彪嫡系，奉调进京领导公安部军官会后，曾有心追随周恩来，并曾经为周恩来保护被关押干部。但是又不得不服从江青）。所以应该说镇压黑五类并非刘少奇所愿，刘少奇四清的矛头本来对准坏干部，刘少奇还提出“重在表现”政策，力图淡化阶级出身。但是显然毛泽东之阶级路线，更对成分出身良好的人的口味。所以“重在表现”并不能实行。

　　灵魂深处的大敌

60年二次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知道广大的民众对他不满。他知道两次跃进害人太多，干部百姓受害太深。在64年，他也知道，如果没有群众和干部作民意基础，刘少奇绝对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大放厥词。所以刘少奇本人只是第二威胁，干部群众对他毛泽东的不满，才是最大威胁。如果他只把刘少奇当作主要敌人，就不需要搞那么大阵仗的文化革命。他的文化革命的目标绝对不只是刘少奇一个人或他一家人。而是所有对他的两次跃进不满，对他整肃彭德怀不满，对毛思想的“快速过渡”和“世界革命”不感兴趣的干部群众。以笔者的经验，心存这类不满的干部、民众，知识分子，占相当大的比例。至于他把江青抬出来搞家庭政治，裙带领导，中国人民更不能接受。所以，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的敌人在人们的心里。整肃刘少奇只是毛泽东大计划的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从心理和行为上控制全体干部民众，灌输毛思想。第三部分是扶植自己的家人，作为自己的禁卫军。这样，传位也是为了保位，也是为了坚持“思想”。因为传位给自己的家人，才能确保自己在老年无能的时候，不被别人打到。死后也不会像斯大林一样，政策被否定，名声被“焚尸扬灰”。为此必须造成全国上下，特别是干部，对他毛泽东狂热、非理性的，但是充满恐惧的崇拜。像这金日成父子在朝鲜作的那样。

至于什么叫做“恐惧性的崇拜”。是个心理学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迫害的残酷达到一定程度，其时间达到一定的长度，被迫害人心理发生变化，把憎恨转化恐惧，无奈，甚至崇拜。同时人也就变得愚昧和迷信。这类心理基于人的本性：动物从来就崇拜强者，鄙视弱者。正因为如此，哺乳动物才能形成群体。因为群体的首领一定是最强的那个。弱小的服从他，把所有资源都奉献给他──主要是食物和异性，这个种群才能强化。所以崇拜强者，包括压迫欺负掠夺你的强者，是动物的本性之一。这一本性留在人的心理之中，经过一定时间的培养，就可以反祖强化。毛泽东和金日成作的就是这种事情。他们把国民心理中的动物本能复原了，强化了，同时也把人变傻了──哺乳动物的心理，对应哺乳动物的智力。

但是人类到底和猴子或狼不一样。人类进化了，这个进化不只是生理进化，还包括心理进化。人类的心理进化的成果之一，就是人类向往公平，正义。因为人类社会比动物社会复杂多了，人类的能力和行为也比动物复杂多了。动物的那一套心理，对于人类根本不合适。比如，猴王可以霸占所有母猴，所有的猴子都服从它。其他猴子不会联合起来和它作战，也不会乘他睡觉袭击他，把他咬死。但是人类不是这样。人类会合伙，会欺骗和使用诡计。想要在人类社会中建立一套规则，建立比较牢靠的地位，不能只靠“强者为尊”，尖牙利爪。必须依靠某些领域，某种程度的公平正义。所谓公平就是大家认可，也是大家都能获利的规则。大家认可了，用较低的成本就可以实行。如果完全不公平，全靠暴力强制推行，不但成本高昂，而且难以实行──因为暴力本身可以反戈一击，打击使用它的人。比如毛泽东使用林彪，作为暴力工具，强制推行他的政策，但是，林彪会反戈一击。如此，这类纯粹地依靠暴力建立的不公正社会，必然成本高昂而最后失败──对几乎所有人有害，历史上已经有无数先例。这些先例变成文化，世世代代通过数不清的途径，被灌输进爱好历史和教育的中国人的心中。毛泽东企图消灭这一文化积淀，谈何容易。

毛泽东说，他的文革是要在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个革命和他搞的跃进一样，是一个大退化。大跃进是经济退化，文革是心理退化。这两个退化互相关联，并都导致社会退化。因为大跃进搞得人饿肚子甚至饿死人，所以人们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我们本来能吃上饭，现在吃不上了，第一，这是坏事，第二，谁干的谁负责。这就是公平正义。谁都认可这一道理。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人要写入历史，你我都要负责”。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正义。但是，毛泽东不让这道理实行。他硬说饿死人成绩也很大，经济崩溃还是好事。他自己对饿死人不负责，推给“阶级敌人”，反而整肃了要他负责的彭德怀。凡是向往公平正义的人，没法赞成他这么作。怎么办？他就把国民心理中的公平正义消灭掉，这就是灵魂深处的革命。

但是搞这些事情，毛泽东也用上了国际共运作幌子。他的逻辑是这样：国际共运，解放全人类是最高目标，共产党人应为此奋斗牺牲，挨饿受苦当然也就不算什么了。大跃进是让大家挨饿受苦了，但是，这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这个事业必须由咱毛泽东来领导。所以，我的权力不可放弃，凡是让我为大跃进负责的人，就是夺我的权，是反革命，里通外国，必须整肃。

人的心理素质不一样，被“退化”或转化的难易程度不一样，方向和程度也不同。越是心理素质差的人，越容易向恐惧、崇拜和迷信转化。一旦恐惧和崇拜弥漫，迷信和神话也就成功了。因为这些人将成为统治者的帮凶。另外一些心理素质好的，虽然不产生崇拜，也会产生恐惧和无奈，从而麻木和顺从──虽然向往公平正义，但是，唉，反抗也没用，谁出头谁死啊。按鲁迅的话说，前者是奴才（有崇拜心理的助纣为虐者）后者是奴隶（有无奈心理的被迫服从者）。如果把全国干部群众的心理，都变成这两种模样，毛泽东的家天下就可以建立了。金日成父子王朝就是这么建立的。但是这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很强的迫害力度。没这两条，不能形成“奴才奴隶心理”。

毛泽东作这些事情，也有三大法宝：1：培养自己的势力（林彪和政治派），2，利用这个势力，不停的，大规模，高强度地迫害，制造恐惧、崇拜和无奈。3,培养禁卫军和接班人，包括培植江青毛远新，和其他势力（比如周恩来，聂荣臻和四方面军），制衡林彪。

文革的口号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含义就是制造干部和民众的恐惧、崇拜、迷信和麻木。几十年的革命，把中国人的心理变野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和新文化运动，都传扬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必须把种心理状态转化，毛的保位和传位方才可成功。也就是把这一百多年来，充满革命心态的中国人，变成奴才和奴隶。这就是他的心灵革命的真实含义。谁要是说还有其他什么“好”内容，只能说毛泽东把他的心理，真正地退化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