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 2008-6-11

汶川地震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灾难。「抗灾抢险、人道救援」成了压倒一切的心中任务，中华民族精诚团结、众志成城的伟大精神、伟大气魄感天动地，震惊了全世界。人性引发人性、良知唤醒良知，各国人民迅速伸出救援之手。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中国和西方、特别是美国之间的隔阂和分歧，给双方都提供了新的视角，加强了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标志性事件是柏林和华盛顿的赈灾义演，特别是美、韩、俄的军用运输机纷纷飞临灾区，空运救援物资。

这是意想不到的变化。就在不久前，一些西方政府和媒体还公然对藏独分子在圣火传递过程中明目张胆的破坏活动，采取怂恿和支持态度，激怒了广大民众和海外华人，抵制家乐福、网上签名挺奥运、状告CNN等民间自发的大规模反击活动声震环宇。

文化差异造成隔阂

联想到近些年来，西方对中国不时发出「中国军队威胁论」、「中国包庇独裁专制国家」、「中国是经济自由加政治专制」、「中国粮食威胁论」等等指责，乃至早几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中美战机相撞……就不难看出，中国与西方（主要是美国）之间的隔阂很深、积怨已久、龃龉难消。汶川地震为双方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认识对方的机会，但也未必就能由此尽释前嫌。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中西方（中美）之间，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修复之路在哪里里？有人说，中国经济腾飞、国力壮大，引起西方的惊惧，因而要千方百计堵截、破坏。这不是问题的要害。诚然，近年来中国奇迹般地成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成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中国砝码、中国话语在国际事务中越发显得重要，西方媒体纷纷撰文，宣称「2008 ——中国元年」、「以2008年为起点，地球村将以中国为中心运转」、「2008是全球政治和经济『脱美入中』的第一年」……真是沧桑巨变。眼见中国抢了饭碗、夺了头牌，以「老大」自居的西方大国感到不适应、不舒服，心生妒嫉，是可以理解的。但这还不是矛盾的根源。经济上的你强我弱、你追我赶，在地球村里是常态。随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不能再抱著「你死我活」的「丛林规则」那本老皇历不放了。在西方世界内部，美、日、英、法、德等国之间，经济冲突也时有发生，甚至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死对头，现在不都是好邻居了吗？

为深层矛盾制度冲突

有人说，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造成了矛盾冲突。这有一定道理。西方是开放型、多元化社会，人们习惯于充分表达各自的思想感情、政治见解、利益诉求，游行示威乃家常便饭。在西方，没有人分不清反对政府的某项政策与反对政府之间的界限，也没有人会误以为诅咒某位国家官员（即使是总统、首相）就是诅咒国家。那里的政府（执政党、执政团队）时刻处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并且随时有「被轰下台」的危险。而这些和中国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习惯于凡事定于一尊，习惯于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方式，缺乏不同利益群体意见表达通道，每有「异议」、特别是有人张起横幅，公然提出别样的政见、诉求，政府和民众即高度紧张，如临大敌，将之视为邪念、视为反党、视为反华。如果其中混入国外「杂音」，更会反应过度。即使洋人提出温和的批评，也极易联想起「八国联军」、「鸦片战争」的国耻，而斥之为「别有用心」、「国际阴谋」，进而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回应。

而笔者认为，更深层次的矛盾是政见、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分歧。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人民民主制度，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标榜的是自由、民主、人权、普选、多党竞争。说穿了，还是两种制度孰优孰劣、列宁的未竟事业如何继承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取得全面胜利的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至少要追溯到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候。这是个至巨至伟、事关全球、事关整个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各国都在关注，都在探索，在上个世纪已经进行过几乎遍及全球的激烈较量。看来，短期内还难见分晓，也许还要一两个世纪才能得出结论。

应搁置歧见和平发展

西方世界由来已久，中国崛起已成定局。矛盾无法回避，但歧见可以搁置。制度优劣只能让实践检验、由人民选择。这是明智而现实的办法。当年邓小平主张「不争论」，应该也包含有国际问题、共产主义道路问题。现在的「胡温体制」恰恰是这么做的。他们在不同场合多次申明：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中国愿以合作、和解姿态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愿做各国人民的朋友，绝不做破坏国际秩序的麻烦制造者。这些政策主张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现在亟需的是国民心态的「崛起」。我们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要从「被欺侮、被损害的弱小民族」的阴影里走出来，拿出大国风度、大国气派，要能自省、有担待、善包容，要学会冷静听取异见，从容面对纷争。在国际关系中，嗓门高不等于占有真理，那并不能示人以强，恰恰相反，只能示人以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