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达赖回国才可解决西藏问题

访问节录自香港电台第一台《清谈一点钟》（星期六早上十一时FM92.6）

　　■　新加坡《海峡时报》程翔

　　□　张笑容

　　□　你获释后健康状况如何？

　　■　现已逐渐恢复，体重较获释时增加了六、七磅。不过香港的生活节奏急速，令精神上容易感到疲劳，这仍要慢慢适应。

　　心灵上也好了很多，因为能再次见到很多朋友，亦得到香港社会上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士给我的爱和支持，例如很多时在行山时就算是不认识的朋友也会走过来跟我握手或报以微笑，这令我很感动，真的很多谢他们。

双方要有足够弹性

　　□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两名特使会到北京进行「非正式会谈」，你对此所掌握的情况如何？

　　■　这是很好的发展，在「三一四」事件后北京终于愿意坐下来跟达赖方面对话，短期而言肯定有助为奥运创造比较正常的环境，即减少恐怖主义对奥运的威胁，同时为西方国家杯葛奥运消除借口。如果中国政府能从今次事件中改变对达赖的政策，长远而言对解决藏区的矛盾和对中国的长治久安都很有好处。

　　中国政府和达赖之间的矛盾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得谈的，例如中国政府已提出除了西藏独立问题外，其他的都可以谈，这是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在七十年代的指示。

　　达赖亦多次反覆宣布放弃西藏独立，他要的只是如香港般采用一国两制的自治。中国政府和达赖的底线并没有互相抵触，但问题是他们如何谈。

　　在过程中，大家当然要有足够弹性，例如我觉得达赖方面需要调整谈判 的立场，因为他对大藏区的要求实际上已占了中国四分一的领土，从中国政府的角度而言很难答应的，而从历史来看，拉萨的政治权力所涉及的地方也并非大藏区那么大。

　　另外，中国政府亦需调整一些想法，例如过去一直有策略就是等达赖过身后，海外的独立运动就会自然消失，届时再委派一个转世灵童就可万事大吉，这是很错误的政策。因为在藏人心目中，若他们的精神领袖在流亡中死去，对他们的心灵创伤是无法弥补的，仇恨会更大，并会传至下一代。我觉得中国政府不妨汲取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经验，当中的仇恨埋藏至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成为台独很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政府今次邀请两名特使到北京进行会谈是明智的做法，应该多点弹性，慢慢由今次的倾谈开始到最后达至让达赖重返中国。

　　其实很多政治难题都在乎领导人的一念之间，香港一国两制的精神最早都是源于一九五一年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因此达赖喇嘛要求在藏区实行一国两制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汉藏矛盾由来已久

　　□　你过去曾不止一次到西藏采访？当中有何发现？

　　■　第一次到西藏是一九八三年，当时西藏刚刚开放，跟外交部组织一班驻京记者一起去。第二次是一九八六年，自己去了四十天，几乎走遍了整个西藏，进行很深入的考察。我记得第一次到西藏时，突然有些藏民很愤怒向我吐口水，当时我很尴尬，但他们并没有向我身边的外国记者做出如此激烈的行动，反而很热烈跟外国记者握手和带他们到自己家中。我感到汉、藏的矛盾很深，藏民对汉民的仇恨也很深。

　　第二次到西藏时，我无论在城市、郊区或牧民身上都看到他们对达赖的 敬仰和崇拜，例如即使是在政府当干部的藏民都会在自己的袈裟中掏出达赖的相片给我看。我感到如果达赖不重返中国，藏区就难以稳定。

　　□　最近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在外国发表演讲时表示「就西方指摘中国在西藏实施压迫和违反人权觉得难以理解和悲伤」，你有何看法？

　　■　他可能从来未曾深入了解过西藏问题才有这看法。西藏问题很复杂，而且必须从两个事实入手。第一个事实是西藏约由元朝开始已正式是中国的一部分，有效的管治亦最少从十七世纪已开始。因此国家主席胡锦涛多次强调西藏问题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英国和美国一直都不想承认这事实。

　　第二个事实是近五十年来，汉、藏关系是历史上最差的。数百年多都未曾有西藏的活佛和精神领袖要流亡海外，但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就出现了这事实。问题是随着共产党的政权逐渐稳定后就开始犯错，它的政策在一九五六年开始走向极左，例如于一九五一年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已表明西藏的社会经济制度不会受影响，但在一九五六年后除了西藏自治区外，其他如四川、青海等不属自治区范围的藏区都被进行土改和各种制度的改革，令西藏人很愤怒。不过，我一定要强调这不是汉族刻意压迫藏族，而是共产党的政策在全中国都出了问题。

中国担心颜色革命

　　□　西藏的骚乱事件被指是美国在背后策划的「颜色革命」，你认为这是否对中国政府有很大压力？

　　■　是。在苏联崩溃后，很多前苏联国家通过公民行动导致合法的政权被改变。美国人总结「颜色革命」就是借着民族、人权问题，由外部力量支持内部的反对派通过现代手段，如选举、电邮 、网络等等来动员集结民众力量来推翻政府的政权。所以中国很担心「颜色革命」是否已来到后园，我不敢排除这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