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的人才应该在哪里?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 国发展观察 2007-3-10

　　 刚来日本的时候，我很奇怪为什么出租车的司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老人。后来，同事给我解开了这一疑惑:这些老头都是工作退休后在家闲着无事，再加上退休金比较少，所以出来开出租挣些钱贴补家用。在日本开出租是个清闲活，但收入并不高，因为庞大的地铁交通使得这些出租车白天的生意非常冷清，我也经常看到一些出租车每天都等在一些研究所和大公司门口，直到晚上地铁关闭之后他们的生意才有所好转。有了这些微薄收入，就能与日本社会的平均水平持平。在日本的超市，也很少能看到年轻的营业员，基本上都是一些50多岁的老大妈。这些现象都与中国现行的社会存在着很多的出入，这也就引发我对工资结构、人才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兴趣和思考。为什么日本人的工资普遍很高，而且还相当均匀呢？正巧，去年年底国内正在呼吁垄断行业限薪，说明现在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中国和日本的工资结构哪种更好呢？是不是还存在更好的工资结构呢？不同的工资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呢？

　　或许我们大家对垄断行业高工资危害性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社会的公平感和正义感之上，感叹为何同样的努力和能力下会收入有如此大的差异。实际上，这种现象长此以往，很有可能会扼杀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安德瑞•史莱弗（Andrei Shleifer）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维什尼（Robert Vishny）就专门研究过这一问题。他们认为，人才的流动是沿着工资的方向往上走的。一旦社会中某些行业出现高工资的时候，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就会向这些行业移动，直至饱和为止。很显然，如果这些高工资配置给那些富有创新潜力的高科技行业，那么高素质的人才流向这些行业，就会大大增强这些行业的科技研发能力，形成一个创新性很强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态势。这也许能解释十几年前高考填报志愿时“计算机热”、“电子热”是如何形成的，信息产业又是如何成为拉动整个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但是，如果将这些高工资配置给垄断行业，情况又会如何呢？是更糟，还是有所改善呢？史莱弗和维什尼教授认为，这也就形成一个典型的寻租性社会，稍有能力的人都想挤入到这些垄断行业中去，社会上再也无安心投资生产之人，大家都想从寻租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的工资要比其它行业高得多，而且缺乏必要法律强制，滋生的腐败、寻租行为横行使得他们的收入来得更加简单，数额也呈几何级增加。由此，我们很容易想象，大批高素质人才都配置在这些易于寻租性的行业，那么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无疑会更加促进这些寻租机制的发展，而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生产机制将陷于瘫痪之中，整个社会则往一个更差的均衡点演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教授则用俄罗斯转型改革来论证这种危险性。俄罗斯“私有化之父”安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等人对俄罗斯改革的“伟大构想”，那些还没有界定清楚的巨大社会财富进行私有化，就可以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中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一夜之间获得财富的富人，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很有可能会延伸出各种法律制度，从而使得“大爆炸”（the Big－Bang）之后的俄罗斯重归法治的稳定社会结构。但是，根据斯蒂格利茨教授和霍夫教授对俄罗斯最近十年的观察来看，丘拜斯的构想不仅没有实现，反而更加严重。为什么？就是当初那些一夜暴富的人都是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高级官员，或者掌握企业经济命脉的精英分子。丘拜斯的改革思路是非常直线的，可能仍与他在前苏联长大有关吧！他认为，这些精英掌握了社会财富，也必然会有保护的动机和激励，但没有想到这些精英还想到更好的出路，他们一方面通过和地方政府的勾结获得更多的特权，或者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获得优良的石油开采权等等，而另一方面他们则绕开外汇管制把大量的财富转移到国外。这就是当代精英治理下的俄罗斯现状。资本家致力于更大的特权和财富转移，更多人企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涌入到寻租行业中，或者是到能源部门中工作。由于这些人才的流出，导致俄罗斯在国际军火和技术出口市场上开始走下坡路。

　　很显然，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感和敌意不断增加，更为糟糕的是扭曲的工资结构扼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人人都无心于生产性活动。那么，什么样的工资结构是最合理的？最优秀的一流人才应该配置在哪里呢？　

　　我的一位老师曾告诉过我，一流的人才应该留在企业，因为那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动力源；二流的人才则留在大学，因为教育同样关乎国家的长期发展；三流的人才才留在政府和各种公共事业部门。这是一个最佳的社会人才配置结构，但有悖于与中国一直以来的精英社会治理思维。把一流的精英人才留在公共部门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危险。每每想起此事，我都不由地让我对那位老师敏锐的洞察能力产生由衷的敬佩之意。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来看，也是如此。美国的经济增长奥秘在相当程度上就在于有一个庞大的精英体系在支撑着它的经济体制，使其拥有良好的国家创新能力，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获得超额的垄断利润（此垄断，非彼垄断。按照张五常的理解，这里的垄断是经济所造成；而前面的垄断更多的还是政治方面的原因所形成的）。而在美国的大学和政府机构又如何呢？这里集中的未必就是美国最顶尖的人才。前几年网络上还流传着一个恶搞的FLASH笑话，讽刺美国总统小布什的智商低，高中大学时的学习成绩平平。但就是这位在恶搞人眼里如此形象的政治领袖，却引领着最近几年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没有在企业界从事科技和市场开发的一流精英作为支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战后的日本则是另一类型的社会结构。注重团队合作精神的日本人非常强调收入的平均化，一个从事计算机研发的技术人员与同年龄段的清洁工之间的收入差别可能并不会大。我在早稻田大学的工资收入，就相当于同龄日本人的中等工资收入，不高也不低。这样的报酬结构，导致人才流向每个部分的人数基本上一致。日本人引以自豪的“一亿中流”社会可能并不是最佳，但也不是最坏的。不过，良好的国际环境和之前的良好基础使得日本在当今的国际经济舞台中始终保持老二的位置。但是，在数次的较量中，日本都逊色于美国。可以这么说，日本的经济的确很强大，但要成为一流强国，可能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要走。这一方面是与历史、地缘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这种工资结构决定着日本不太可能有太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发展。没有这些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也就失去了强国的有力保证。再何况，日本也没有美国、俄罗斯那么丰富的矿藏资源，经济战略的缓冲腹地非常狭小脆弱。

　　最为糟糕的是那些倒挂的社会结构，高收入把社会的大部分精英都配置在服务性的公共部门或者各种垄断行业之中。这些精英既有创造出经济奇迹的能力，同样也有摧毁经济的能力，而且他们的摧毁力要比一般人更强。因此，腐败、贫穷、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等等都是这一类型社会结构的常态。毫无疑问，第三种社会结构是极度危险的。但我们担心的是，如果任垄断行业高工资发展下去，会不会将转型的中国引向这一倒挂的社会结构，扼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而使得我们的改革事业前功尽弃呢？但愿这种情况不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