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國人與日本人對於對方存有一種由民族優越感及自卑感交織而成的獨特意識。日本傳統上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在甲午戰爭後﹐成爲亞州最強國﹐而中國卻淪爲半殖民地。這種獨特意識的產生後﹐跟中日兩國歷史上的深切關係有莫大關連。

傳 統 關 係
中國在周代末期開始使用鐵器後﹐大大提高了生産力﹐促使了中國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這時候﹐日本仍處於群居的原始社會的繩文時代﹐渡著漁獵採集經濟生活。到了公元二、三世紀﹐日本從中國經朝鮮傳入了較繩文土器高的彌生土器製作技術﹐水稻耕作技術及金屬器具等﹐進入了彌生時代。

據「漢書．地理志」﹐西元五十七年日本開始 遣使中國﹐雙方建立外交關係。「魏志。倭人傳」則有介紹日本於三世紀時建立的第一個具有國家規模的「邪馬台國」及其遺使中國的情況。從此兩國外交人員及人民往還漸增。日本不斷地自中國傳入先進的農耕技術、養蠶、家畜飼養法、絹織物、土木、鐵器及其他礦產的製成品及製作技術以及作爲這些科技基礎的算數知識。

由於這些生産技術的傳入﹐日本社會的生産力獲得急劇發展。與此同時﹐日本 社會制度及思想也大受中國影響而産生重大變化﹐配合了當時經濟基礎的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傳入的漢文、儒學及佛學。此等思想、語文的傳入﹐有利日本的是使日本在十分短促的時間內﹐建立了各種社會制度及掌握了一種學習與傳遞的工具﹐配合當時社會的飛躍性發展。但弊點卻也不少。由於儒家思想在本質上具有相當大的保守性﹐往往成爲日本進一步發展的阻礙。另一方面﹐日語與漢語屬於不同語系﹐日本人在保存日語的基礎上﹐導入漢語﹑漢文作爲思考及傳遞的工具﹐其中産生的困難實在不少﹐尤以明治維新以前仍相當普遍採用漢文寫作﹐這與文藝復興前歐州人須以拉丁文寫作一般﹐大大扼殺了知識份子的思考及創作能力。

日本藩屬於中國的外交關係﹐到了聖德太子攝政時便告終結。公元六O八年﹐日本特使小野妹子呈交隋朝政府的國書中﹐日本政府採取了與中國政府平等的地位。自此﹐日本開始自中國的政治勢力外自立。這事實到了清代﹐日本再派遣外交人員到中國要求通商及重建外交關係時﹐才明確地被承認下來。

日本派遣外交人員到中國的最盛期是唐代。通過外交人員﹑留學生及僧侶向中國學習﹐在吸收了中國文化的基礎上﹐日本建立了各種法典﹑經濟制度及發展了自已的文化。唐末﹐因中國內亂﹐日本中止了與中國的外交接觸。從那時起至明治維新的一千年間﹐中日兩國實際上斷絕了外交交往。

洋 務 運 動 與 明 治 維 新
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帝國主義大舉向亞洲入侵﹐同處於東亞的中國與日本﹐均免不了遭受侵淩﹐分別被迫放棄了其「驕傲自大」及「鎖國政策」的態度。爲求自強圖存﹐中日兩國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先後確立了向西方學習的政策。這就是清代的「洋務運動」及日本的「明治維新」。這兩個改革運動的背景及本質殊異﹐結果更是不同。

洋務運動是爲求維護中國傳統的生產關係及封建制度﹐由地主及官僚所領導的消極性改革。其內容只是學習西方的一些工業及軍事技術﹐加強軍事設備﹐而不是謀求社會制度的整體改革。結果是嚴重的阻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使中國在列強的侵略下淪爲半殖民地。明治維新卻是以部分中下層藩士（武士）蛻變而成的新興地主及資本家爲支柱﹐部分官僚爲領導的專制政權所推動的革新。這個上升中的三結合統治力量﹐爲了本身利益﹐積極地對門閥上層進行了鬥爭﹐以天皇的名義迫使他們「版藉奉還」﹐成功地完成了「廢藩置縣」﹐有效地瓦解了當時的封建世襲武士制度﹐建立了日本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政府。這個放下了傳統包袱的政權﹐在政治﹑經濟﹑社會上貫徹了積極西化的政策﹐使日本得以在近代化的路上大踏步前進﹐終於置身於列強之列。
除了政治因素﹐如果進一步瞭解中日兩國的社會及經濟基礎﹐更會容易明白爲何兩國在近代化過程中有不同的結果。中國是個幅員廣大﹑民族複雜的國家﹐而日本早已形成單一民族。當東西文化接觸﹐國家開始近代化的時候﹐日本能夠在更有利的條件下迅速向前發展。

在經濟基礎方面﹐中國長期以來是屬於地主經濟﹐雖然每個朝代都有不同的防止土地兼併政策﹐但始終沒有成功﹐引致農民的積極性及農村的生産力受到很大限制。日本卻屬於小農經濟﹐土地兼併並沒有中國那樣嚴重。這也許可以解釋爲何日本的農民革命運動﹐不論在次數或規模上均不如中國。農民運動雖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但基於組織上及思想上的階級局限性﹐沒有建立長久政權的能力﹐所以中國的農民運動一直不能瓦解地主經濟。日本方面﹐於十四世紀時已開始有小農産生﹐開始自營經濟﹐因此日本農民的獨立性較高。當明治初期正式公佈土地容許私有後﹐藩主世襲的土地大部分落在小農手上。從十六世紀開始﹐日本商業已有發展﹐雖然政治上尚未出現中央集權制﹐但通貨﹑度量衡等已統一起來﹐全國成爲一個經濟體系。在德川幕府末期﹐資本制生産方式已開始萌芽﹐農村産品逐漸商品化﹐這些都爲明治時代資本主義發展製造了條件。可是在中國﹐這些發展比日本遲緩﹐在近代化初期﹐除了南方的紡織物﹑茶葉等較日本進步以外﹐全國的工業經濟條件普遍是落後於日本。

甲 午 戰 爭 前 後
積極西化的明治政府亦仿效了當時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有理」外交路線。這種政策與日本國內由官僚、軍閥專制政權統治而確立的「天皇制」有莫大關係。從那時開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日本基本上確立了向中國擴張﹑侵略的政策。一八七四年﹐日本政府藉臺灣山胞殺害琉球人出兵臺灣。一八七九年﹐正式併吞了琉球而設置沖繩縣﹐結束了琉球中日兩屬的地位。一八八二年﹐因朝鮮內亂而發生壬午事變﹐日本因國力不足﹐避免與清軍衝突﹐但從此日本已開始以中國爲假想敵人而積極擴軍。終於在一八八四年甲申事件跟清廷簽定天津條約﹐使中國承認日本在朝鮮擁有一種特權﹐爲朝鮮日後淪爲日本殖民地種下遠因。在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中日本終於擊敗中國﹐使臺灣及澎湖島等成爲日本殖民地。

甲午戰爭是中日關係史上最重大的轉捩點﹐不單軍事上扭轉了兩國的強弱關係﹐兩國人民傳統上對對方的觀感也開始産生了不同的變化。如果說甲午戰爭前中日關係就是一部日本向中國學習的歷史﹐甲午戰爭後中日關係就是一部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史。中國部分決策者與知識份子開始認識到中國應該結束對日本的自大心理﹐向日本學習。從這時中國開始派遣留學生﹐其中有中央及地方政府派遣的官學生﹐亦有不少憂國戚民的知識份子。這些留學生回國後大部分對中國近代化及革命作出了很大貢獻。

那時中國吸收近代西方知識﹐主要是通過日本。初時政府派遣留學生中﹐過半是學習軍事的﹐派遣留學生往日本的最大理由﹐除了是爲了急功近利﹐加強中國軍事力量外﹐還希望他們仿效日本軍人的「忠君」精神。缺乏政治思想武裝而只求軍事武裝的中國 ﹐並沒有能力擺脫遭列強宰割的命運。

中 日 戰 爭
到了三十年代﹐日本開始積極對中國進行蠶食﹐終在一九三一年發生「九‧一八」事變﹐隨後進行了蒙滿獨立、華北自治等把戲﹐對中國的存亡構成了嚴重威脅。可是當時的中國政府﹐爲了徹底消滅國內共產黨力量﹐及對抗日能力缺乏信心﹐並希望日本國內官僚能夠說服軍部﹐因而對日本軍國主義節節容忍讓步。

以時間換取有利條件﹐以退卻換取反攻優勢﹐是弱軍對抗強軍在初期階段的重要戰略。然而﹐一場長期殘酷的戰爭是一場經濟消耗戰爭。經濟力量支配著戰爭中的軍事力量。東北是中國當時稍具工業基礎的地區﹐華北則是重要的糧棉供給地﹐放棄這些地方﹐就有如讓敵人砍掉自己一條臂膀﹐並將手中武器獻上後﹐再跟他戰鬥似的。這個拖延抗日的結果是大大增加了日軍的戰鬥力﹐使更多的中國同胞家破人亡。

當時的政府看不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歷史發展在該階段的必然趨勢﹐而外交努力只能延遲而不能制止戰爭的發生。更重要的是執政者低估了中國人民的力量及中華民族在數千年中孕育出來的民族感。

八年中日戰爭是兩國人民不友好的最高峰。在軍國主義支配下的日本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從沒有的損害。不單是中國人民﹐就是廣大的日本人民也成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犧牲品。
這場戰爭促使中國的地主經濟結構崩潰。這個存在中國二千年的制度不久逐迅速瓦解。

戰 後 關 係
戰後的中日關係﹐已經不再能光從兩國雙邊關係考慮﹐而是應該把它放到國際社會﹐特別是從大國關係中去了解。尤其是戰後的中日外交政策﹐均是環繞著對美蘇的關係而展開。戰後的國際社會由數強國而演變爲以美蘇爲首的東西冷戰局面。由於美國片面撕毀自己簽署的雅爾達協定、波茨坦宣言等外交文件﹐利用佔領日本的優勢﹐逼使日本不能與同盟國全面和談﹐簽署了沒有中國代表參加的「舊金山和約」﹐並以臺北而非北京作爲中日媾和對手﹐簽署「日台條約」。這兩條約及「美日安全保障條約」基本上確立了日本戰後的保守政治體制、外交政策及造成中日敵對關係。假使沒有美國的壓力﹐

日本從經濟利益及政治上考慮實應與北京媾和及復交的。因爲中國對日本來說﹐是相當龐大的市場及資源供應地。失去了她﹐日本在經濟上必須依賴美國。在政治上如果不與實際上統治著中國絕大部分領土與人口的中國政府媾和﹐兩國實在沒有解決中日戰爭的問題。可是在美國壓力下﹐日本不得不僕從美國﹐成爲其亞洲代理人。而且在東西冷戰下﹐成爲亞洲地區與中國直接對抗的首號敵人。這絕不是戰後百廢待與的日本政府及人民所期望的決策。

七十 年 代 及 展 望
戰後二十多年來﹐儘管民間通過貿易、文化交流等使中日關係迂回向上發展﹐但官方關係仍十分冷淡﹐並經常處於敵對狀態。可是隨著七十年代國際社會的本質變化﹐兩國關係進入了新的階段。這些變化包括﹕（一）中國的強大及崛起﹐（二）中蘇關係由論爭發展至武裝衝突﹐（三）日本成爲經濟強國及西歐共同體成功的地域合作及經濟復興﹐加速了兩者擺脫美國的控制﹐（四）第三世界從五十年代以政治口號爲主的民族主義，發展爲以資源爲實力後盾的經濟民族主義﹐大大加強其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決策權及抗拒大國剝削的能力。這一系列的重大變化﹐使戰後美蘇主宰的兩極化世界變爲多極化。五十年代雄霸全球的美國雖然仍爲世界最強國﹐但戰略性的衰退經已呈露﹔蘇聯正全球性的急劇擴張﹔而中國則代表著明日的力量。

大國間的勢力均衡體制尚未建立﹐大國間的對比力量亦非均衡﹐然而大國正試圖採取一種互相牽制的勢力均衡政策。中美接近、美蘇緩和、中蘇仍力求保持國家間關係﹐就是從這個政策構想出發。全球絕大部分中小國也基於這種形勢﹐紛紛採取「非同盟」、「中立」、「等距離」、「自力更生」等外交政策。大部分國家都了解到光是依賴一個大國來謀求自國安全保障及經濟利益是錯誤的政策。

在此形勢下﹐日本瞭解到「中蘇友好條約」已沒有實際意義﹔中國亦不再認爲「美日安保條約」旨在對抗中國。中日兩國已不是直接敵國﹐並且雙方有了共同大敵-----蘇聯。中國建國二十多年來的對外政策﹐使日本明白她並不是一個向外擴張的國家﹔基於「三分世界」的外交構想﹐中國亦尊重日本的「美日關係第一」基本國策﹐終於兩國於一九七二年恢復了外交關係。從短期的經濟關係看﹐中國爲了在一九八○年達到從亂到治「三年大見成效」﹐正計劃擴大對日本輸出石油及煤炭等﹐換取化肥、鋼鐵及技術。正處於不景氣的日本﹐更希望值著中國的市場及訂單﹐刺激國內經濟。日本目前是美國以外唯一世界性的綜合經濟力量﹐有足夠能力及穩定性以較低成本供給中國發展所需的資本及技術。這對計劃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中國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目前中日關係中爭論的一個焦點是有關締結「中日友好條約」中的「反霸」問題。表面看來﹐日本的顧慮是蘇聯的壓力﹐但內裹似乎另有文章。除了關西財團與關東財團利益重點不同而引起矛盾以外﹐還存著一個深遠問題。回顧日本近百年外交﹐是受「脫亞論」及「亞細亞主義」兩種思想支配著。而兩者卻帶有互爲表裹的關係。日本官僚百年來就是交替地運用兩者以求國家最大的利益。當日本積弱不振時﹐前者便佔優勢﹐例如明治初期及戰後初期﹔當日本強大到一個相當程度﹐並有能力向外擴張時﹐後者便抬頭﹐例如「大東合邦論」、「大東亞共榮圈」便是這種思想的一種表現形態。
進入七十年代﹐日本除了軍事上利用美國的保護傘外﹐政治﹑外交方面均開始有獨立自主的傾向。尤以經濟方面﹐已開始脫離獨佔地支配亞洲所有非共産國家的美國的卵翼而自行擴張﹐大有在這些地區漸漸取代美國勢力的野心。特別是對資源豐富﹑市場迷人的東南亞﹐新的亞細亞主義正在醞釀中。所謂「福田主義」﹑「心比心」的政策﹐就是一些先兆。

在今天的太空時代﹐地理位置及航路不但沒有失卻其重要性﹐而且更爲重要。日本是處於東亞一角﹑缺乏資源的島國﹐北上是強鄰蘇聯﹐西往是中國﹐除南韓外﹐均是討不到便宜之國。太平洋東面是沒落中的美國﹐對日本已不像以往那般慷慨。南下是東南亞及亞洲各地﹐並可通往目前仍爲世界經濟重心的歐洲﹐但是這航路須經中國。

據目前國際形勢﹐以蘇聯爲首敵的中國﹐其短期外交策略並不反對一個強大的日本勢力存在於東南亞﹐但按長期的戰略方針﹐中國絕不會容許日本或任何一個大國在東南亞及亞洲其他地區以至全球稱霸。因此﹐「中日友好條約」中有關反霸權條文﹐從長遠計﹐有掣肘日本向外擴張的意義。

結 語
中日兩國雖然有悠久的歷史、文化關係﹐而且地理位置接近﹐然而兩國既非同文﹐亦非同種。「同種」不過是有關秦始皇求常生藥的神話﹐且帶有點中華民族優越感。「同文」不過是甲午戰爭後日本軍部爲染指中國﹐支持近衛篤等組成「同文會」所強調的口號。更重要的是兩國在近代的過程中﹐走了不同的道路﹐有了不同的結果﹐目前更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過去二千年來的友好關係有懷念價值﹐近百年中國所受的侵淩﹐尤以中日八年戰爭也不容易忘記。處理今後的中日關係﹐絕不能跟過去的歷史割斷﹐更應從中吸取教訓。然而當我們注意到中日是兩個本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事實上具有不同的文化﹐而我們又是不同的新的一代﹐過去兩國特有的關係的重要性便相對減低。
過去的關係﹐並沒有避免了日本成爲中國最壞的敵人﹐而且由於其緊密程度﹐給與了中國極大的打擊﹐但是這並不抹殺將來日本成爲中國最好朋友的可能性。不管是最壞的敵人及最好的朋友﹐都應該對其有最深切的了解。過去彼此對對方的優越感﹑自卑感﹑仇恨或內疚感﹐都不利於發展今後兩國友好的關係。目前需要的是正確地﹑平等地﹑從新地處理兩國的關係。以唐代爲高潮的日本向中國學習潮流及甲午戰後中國向日本學習潮流﹐均是單軌地在兩國國力絕不相稱下進行。現在是到了兩國可以在彼此平等互利下作交流的時候﹐考慮到這等歷史性的使命﹐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意義便更重大了吧。

全文完
（寫於1978年3月）5800字

大師兄及各位：

就你所提『為什麽日本可以從明治維新（1868）前一個貧弱的封建社會，在不到30年一躍成爲軍事強國』，我在拙文『中日關係二千年』的一節『洋 務 運 動 與 明 治 維 新』，略作了探討。今再附上該文請指正。日本現代史學家羽仁五郎教授及其門生井上清教授對明治維新及日本軍國主義有相當深刻的研究，是這方面的權威。除拜讀這兩位日本學者的著作（相信內地把他們其中部分著作翻譯了中文）外，我廿多年前曾專程前往京都大學向井上教授就此等問題討教。

在甲午戰爭前12年，於1882及1884年，中日兩度因朝鮮內政問題在朝鮮交鋒。日本雖兩次均無功而回，但已立定決心以中國為首敵而擴軍、備戰。中國則依然故我。內政上腐敗無能，對外政策上，繼續維持大國沙文主義心態，執行其對『化外之民』的政策。日本終於在1894年藉朝鮮農民甲午起義，向中國發動甲午戰爭。論當時中國兵力與軍備，並不遜於日軍。中國是敗於當時政治腐敗。這絕不是因為慈禧太后用了興建艦隊的軍費，以興建頤和園那麼簡單。這是當時中國政治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中國這隻紙老虎便是從這場戰爭後，暴露在世界列強前面。日俄戰爭的情況完全不同。論俄國國力與兵力十倍於日本，她是敗於輕敵及戰線過長。1904-05年日軍在朝鮮及中國東北突襲重創俄軍後。俄國抽調波羅的海艦隊繞過非洲好望角，經印度洋，歷時7個月到日本海與日軍決戰，結果大敗。從日本千多年用兵的歷史來看，大和民族是深懂韜光養晦、薪嚐膽之道。勝利的日本決策者，並沒有沖昏頭腦，深知國力所限，主動通過美國與俄國媾和。他們的
目標是中國！

馮以超

05-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