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以超給隊友的信 (05-04-07)

各位：

為嚮應不少朋友提出我們應多點解中日關係的歷史，玆付上一篇我廿多年前寫的拙作 --- 『中日關係二千年』，謹供參考。該文以中日兩國生產力二千年來的發展及相互影響，論述兩國的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國的關係則以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的理論，把兩國的關係放在各大國角力的國際社會，而非僅是雙邊關係來考慮。

此文是我留日四年後，回港前夕為香港的留年日學生寫的。算是留日多年的一個總結吧。回港後，正藉釣魚台問題又在華人社會揭起熱新一輪浪潮，我把它刊於1978年6月的『七十年代』月刊。

日本人對中國的了解與中國人對日本的了解，相差甚遠。我中學時曾聽老師說，抗日時我軍行軍打仗的地圖不少還須參看日軍的。國人對國土的了解還不如日本人！此點不知是否有點誇張，但我肯定的是：日本中學生對中國歷史了解的程度，絕不低於香港的中學生（只少到七十年代時仍是如此）。然而，中國的中學生，包括中港台中學生，有多少人了解日本歷史？恐怕了解日本漫畫便多得多呢！我在日本大學研究院的圖書館便看到不少中國的地方誌，特別是民國以來的，不單是縣誌，更有鄉誌、村誌，對中國各地風土民情均有豐富的收藏，有些更是手抄本。日軍侵華，其掌握我國地理環境，行軍地圖，真不是難事。

我留日時，在日本唸碩士及博士課程的香港留學生，全日本只有26人。（在美英，一所大學也不只26位香港留學生啊！），台灣是次於韓國最多留日學生。當時尚沒有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80年代中開始，中國大陸留學生漸多，不過他們多是經濟原因，去不了歐美，而往日本。因為當時日本政府為開放讓多點留學生來，容許他們兼職工作，以謀生計。

於1975年我曾為港大學生報『學苑』寫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一文（稍後電郵附上），文中的開場白，有這樣一句：『從地理、文代、歷史關係而言，日本與我們有最密切的關係。因此她可以成為我們最壞的敵人，或最要好的朋友。她曾為前者，給了我們致命的打擊，看看將來有沒有機會成為後者吧。不論對最壞的敵人或最好的朋友，均應有透徹的了解吧！』因為這個想法，我去了日本留學。多年來的學習與觀察，從文化背景、社會結構、經濟基礎與當今政治情勢來看，我均看不到中日關係有任何機會發展成為英美般密切關係的可能性。她始終是中國身邊的豺狼，目前是一國獨大、奉行單邊主義的美國在亞洲的獵犬。日本的『泛亞主義』，又再抬頭了！

很可惜，留日回港後，因工作及生活關係，接觸日本事物不多了。最初幾年，把工餘時間放在經營『工人夜校』，其後因『97回歸』，把精力放在本港政治。不單再沒有寫日文，說日語也不多，更沒有再看日本報章。對日本的了解，便停留在七十年代，甚至不少事被淡忘了。這不單是遺憾，實在還帶一份傷感。

馮以超
05-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