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池畔的隨想 周肇平

(一) 「明德」、「格物」新解

最近好幾次，與大學生談起領袖質素，我都說：「不外明德與格物而已。」不過，年青人不喜歡聽道理。於是，我講了兩個故事：「格物」的故事：從前有一位國王，年紀老邁，想退位給王子。但王子年輕，十分反叛，不聽別人的說話。於是，國王把他送到山上，跟一位得道高僧學習。一年後，王子歸來：「我現在不但願意聽取別人的意見，而且懂得分辨好與壞的聲音，可以繼位了。」國王說：「不行，你再到山上去學習一年。」

一年後，王子從山上下來：「我現在已經聽到無聲之聲。春天花開，秋天月滿，我都聽得清清楚楚。」國王莞爾道：「你可以登位了。」一般的管理學書本，故事說到這裡便完。我加了第三、四、五部份：於是王子登位，選賢與能，又懂得聆聽沉默大多數的意見。結果，國富民強，征服了鄰近國家，盡享繁華盛世。不過，十年後他總覺得有點不開心。於是告訴羣臣：「我又要上山了。」一年後歸來，告訴眾人：「我已經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快樂、痛苦、憤怒、妒忌時，我都聽得很清楚。」於是，他開始與鄰國和解，注重環保，天下太平，人人和睦。

國王慢慢老去，一日，又對羣臣說：「我又要上山了。」一年後，却不見他回來眾
人找到山上，在一塊大石上看到刻字：「我聽到的聲音，已經無分彼此，我將與化冥合，不用找我了。」羣臣下山，找來了小王子，預備扶助他登基。但小王子終日沉迷打機，不聽他人之言。一日，宮外有一老僧求見，要把小王子帶上山一年……
這個有關「智慧」成長的故事，十多年前寫好。但下面的一個故事，却是近來才完
成的。

「明德」的故事：

一位得道高僧，對三位弟子說法。「從前，有一位勇士，想盜取天上的火種，帶給人間光明。結果讓天上的諸神擒著，罰他不停把大石推到山頂。但一到山上，大石又會滾下山腳。於是，勇士只有重覆推石，永無休止。三位弟子，你們可有解決辦法？」大弟子回答：「這大石每次滾下山腳，都會磨損一些。總有一日，這大石會磨得灰飛煙滅。」「妙極！妙極！」高僧讚歎：「只要有恆心，鐵柱磨成針！但是，假如大石是不壞之金剛石，又怎辦？」二弟子答：「每次大石滾下時，都會磨損這大山的一部份。總有一天，這高山將會被夷為平地。」「哈哈！真好，不獨解決了自己的困境，更幫助了後來的人。但是呀，假如這大石和大山都是金剛石所成，又有何辦法？」三弟子說：「那麼，每次大石滾下山時，與大山的碰撞，擊出了無數的火花，燃亮了整個天下。勇士已經把火種帶來人間！」「善哉！善哉！原來苦難正是解救之道。」這時，我通常會對同學說：「各位年青的朋友，你們將來畢業後，為了理想，面對社會種種的阻力，常常會失敗。一次又一次，很令人氣餒。就像剛才所講的故事。其實，剛才的故事，是改自希臘神話。我現在要告訴你們的解決辦法，是法國存在主義者卡繆講過的。不錯，世上許多荒誕的事情，極難克服。但每次大石從山上滾下來，你重新站起來，再一次把大石推上山。而且，每次站起來，比上一次再加有尊嚴地推石上山。天上的諸神，開始時會恥笑你。但看到你越來越有決心時，始而靜下，注視著。慢慢，他們心中開始驚慌，手心出汗，雙腳發抖。最後，諸神在勇士面前倒下來。最終的勝利始終是屬於你的！」

香港大學，際此百周年校慶。我有時想：是否可以設立世紀「明德」及「格物」獎。
能夠當之無愧的人，其名呼之欲出！

 (二) 港大百周年 如何定方位

「明德、格物」固然是港大的精神。如何落實及具體化，可能更具挑戰。
今年四月，我參加了北京清華大學的百周年慶祝活動。參與的大學校長超過百多位，學生及校友，數以萬計。在人民大會堂的台上，所有政治局委員列席，胡錦濤
致詞。無論在規模及政治層次，港大都無法做得到。同行的港大同事，似乎有點氣餒。

我自己反而心安理得，因為港大的定位，並不相同。最近，匹茲堡大學的許倬雲教授，在港大的公開演講中，毫不含糊地說：「在全中國所有的大學中，香港大學
是唯一西方型的大學，請好好珍惜！」猶記得，今年三月，國際趨勢大師奈思比，在陸佑堂演講時指出：隨著中國的堀起，世界重點東移。亦由於知識型經濟社會的來臨，教育與創新變得舉足輕重。香港大學，應該找到自己的「支點」，利用「槓桿」的原理，發揮作用。

其後，王賡武教授在港大的演講中，指出香港雖小，但在將來一段時間，仍然可以幫助中國融入國際社會。這涉及的，不單是金融中心，更需要配合法治，資源的自由進出，言論自由，各種的專業制度及人材，例如：會計、醫療、教育等等。王教授說：在所有這些範圍，港大都可以作出重要的貢獻。二零零八年，在一篇「五十年後」的文章中，我談及這一點。首先，香港的金融中心角色，在相當長的時期，仍然重要。不過，香港更可以採集國際先進的環保經驗和智慧，與華南地區及珠江三角洲一帶，携手努力，將南中國沿海一帶，改造成中國的「蔚藍海岸」(Chinese
Riviera)。可能對世界更有貢獻。我的夢想，希望從香港及鄰近地區開始，把現代的城市花園化、環保化，配合郊區的保育，把南中國一帶變成人界樂土。其間涉及身、心、靈的文化醒覺。這個定位，其一是從香港的歷史角色出發。香港曾經在經濟制度上推動過中國的發展。現在中國經濟開始起飛，必定會追求優質生活。香港應該再一次走在時代的前沿，協助中國這方面的進步。其次，從宏觀的國際定位。面對文化的衝突，及嚴重的環境破壞，能夠解決這兩大難題的文化，將會是
廿一世紀的領導文化。這文化不單止要包容並兼，更要創新。體現這個新文化的，正正是優質的身、心、靈生活。

無論是金融中心，或者是優質生活，高等教育都是極之重要。其他地區的經驗說明，一個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將會決定該地區二、三十年後的社會面貌(D. Bell)。香
港大學在這方面定位十分清楚，不能以「量」勝，必須找到東西文化交滙的「支點」，利用優質的「槓桿」原理，發揮作用。法律學院希望在普通法與大陸法的發展中，發揮力量。醫學院把西醫、中醫擺在一起。又將流感研究放在重點位置。文學院的主題研究，是東、西學的互動研究等等。這一切，都是鑑於香港的戰略性地位，因而定位的。更重要，新的四年大學課程，其中的「核心課程」，將以通識文化為主，大大提昇了人文的質素。不過，一所大學的定位，始終不應該太具體，太「處方化」(prescriptive)。現在許多大學的「使命宣言」，常常說到要培養出怎樣怎樣的學生，或如何服務社會等。倒不如一些舊的使命宣言所寫：「要提供一個環境，促進學術
上的教與學，研究與開發……」來得更高瞻遠矚。因為，無論前人如何具前瞻，隨著時代的演變，學生將會與時俱進，青出於藍的。
際此港大一百周年，如何定位，是非常清晰的。

(三) 「衣帶漸寬終不悔」

一九六八年，我從港大醫學院畢業。其後加入大學，固然是對學術生活的嚮往。挑選骨科中的手外科，却是基於一種「衝動」。還記得七零年代初，一天晚上，下著滂沱大雨，山泥傾瀉。任職醫務衛生署的梁秉中兄，到我家中傾談。那時製造業興旺，工傷頻頻發生，造許多手部創傷，往往斷送了工人的職業生涯。但由於手部外科沒有「錢途」，沒有骨科醫生願意專注。於是，我兩決定各自到外國深造，回港之後發展這一門的外科及康復。結果，到七零年代後期，香港的手外科發展起來。無論技術、康復、研究、人手的訓練及組織，都媲美或甚至超越國際水平。更透過組織病人、教育工人，推動立法，在工傷預防方面作出貢獻。

我們那一代，雖然在物質不太豐裕的環境下長大，但社會中都能守望相助。當時的老師，亦真真正正教育我們「做人」的道理。所以許多的朋友，中學已經當義工。大學時，亦參加「大專社會服務隊」。其中許多的隊員，現在仍然擔當各種社會服務。所以，畢業後，回饋社會是選擇職業的一大考慮。在醫學院服務，正好體驗了這種精神。

在大學工作，不單止可以教學、研究、醫治病人，而且假期特別多，容許到世界各地，參與義務醫療工作。曾經參加過紅十字會、無國界醫生、關懷行動、希望工程等等。其實自己的情操，亦在義務工作中得到潔淨、提昇。在大學工作，不單止能夠體驗「明德」之道，更可以探索「格物致之」之途。由於種種原因，從小就思考「生死」的問題。在醫學研究中，曾經被科學的方法所征服，以為可以全用科學來了解人生。然而，東南西北、上下而求索，始終未能安心。中年以後，索性有系統地向大學同事求教，研習西方的哲學，最後回到東方的世界，慢慢有新的體會。一日，重登港島一個山頭，只見白雲蒼狗，前塵往事，超越時空，一一飛現眼前。霎時間，似乎看破生死之謎。身心無限舒暢。其後，無論在行醫、教學、科研各方
面，都進入另一境界。

這幾十年來，在大學工作。見到許多老師及同事默默耕耘，進求理想，衣帶漸寬，令人感動。猶記得，某日的黃昏，一位老教授沿著沙宣道，迎著晚霞，慢慢走下醫學圖書館。我從瑪麗醫院上面，凝望他的身影，心情激盪。最後，他的身影在我的淚水中，變得朦朧。小時候，我以為做了醫生便不會死亡。想不到，踏上大學之道，却讓我窺見了永恆。

(二零一一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