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東西方人文交流
區仕美資料整理

敦煌莫高窟的藝術，在東西方人文交流史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展覽透露的訊息中可以發現，東西方交流的這種地位和價值，既有古代的人文碰撞，同時也有近代化以來文化再發掘的重要變遷。元代的敘利亞文《聖經》紙頁，特別引人注目。《聖經》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象徵，就宗教體系而言，與中東的伊斯蘭教、東方的佛教、儒家思想共同構成了東西方人類精神價值觀的體系。元代中國，基督教的流行構成了文化的一部分。而敘利亞文的《聖經》成為敦煌文化的產物，則證明敦煌當時所處的位置，在東西方文化的地理交匯點中，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雖然只是殘頁，但是歷史的滄桑感還是能夠在這樣的展品中得以尋覓和體現，讓不少本港參觀者對敦煌所孕育的博大精深的文化, 更加讚歎稱奇。

敦煌近代以來，成為西方世界中的東方文化愛好者、學者以及知識界特別關注的對象。因為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點，對敦煌文化的發掘，能夠更深入、更有效地了解中國、中亞、甚至中東之間的文化、經濟以及人文交流的進程，其學術意義不可低估。因此，自從近代化以來，西方便一直有學者在敦煌進行藝術考古和發掘工作。展覽中，敦煌文化寶庫的發掘歷史等文史資料展，也是今次活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參觀者可以在這些檔案、圖片以及文獻中，找尋到敦煌文化是如何從歷史的塵土中走進時人的眼中。例如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都是西方世界中研究敦煌文化的翹楚和典範，他們的著作今次成為展品，且在西方文化界、學術界具有極高的價值，推動了西方社會中有關東方文化的研究熱潮。

敦煌確實為中西貿易的中轉站。其中包括莫高窟的一幅壁畫，展現了當時胡商與中商交易的場景圖片右側所畫為高鼻大眼的胡商，與左側的中國商人進行交易。

敦煌的展品，所代表的時代雖然已經過去，但是文明交流的腳步卻從那個時代被不斷延續下來。這是敦煌文化所具有的最大的人文意義, 也對參觀者的啟示。西域藝術傳入中國，大大豐富了中國的傳統藝術，不論是藝術種類還是藝術思想方面，西域藝術都發生了重大影響。南北朝到隋唐時期，西域藝術大量進入中國，從龜茲音樂到胡騰舞、胡旋舞，都來自西域。此外，西域的繪畫技法傳入中國，促成中國繪畫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從漢代開始，就有西方的雜技藝人到中國表演，而百戲雜技從此成為中國民間藝術的一部分。隨著佛教進入中國，西域藝術透過佛教藝術也在中國開花結果，佛教的石窟、造像、壁畫等，都是充分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藝術結晶，敦煌、雲崗、龍門等，更以佛教藝術聞名世界。

犍陀羅國公元2世紀的佛像，現藏於俄國埃爾米塔日博物館

佛陀的人神合一的雕像表示是從公元1世紀的北印度開始出現，主要源自於兩個地區，犍陀羅（即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及秣菟羅（即今印度中北部）。犍陀羅的雕塑揭示了希臘藝術對它的影響，「人神」的概念明顯地是從希臘神話文化中啟發出來的。在藝術上來說，犍陀羅的風格以曲髮、蓋著雙肩的披衣、鞋子或涼鞋和葉型背光為主。

犍陀羅國公元2世紀的浮雕，右側有外貌像赫拉克勒斯的金剛手菩薩，現藏於大英博物館

秣菟羅藝術帶有強烈印度風格，以對天神比如夜叉的人神合一雕像表示作為例證 — 但是比其他後期的佛像風格古老一點。秣菟羅風格特色為左肩披上細平布，掌心有法輪，配以蓮花座。這個標誌性藝術的特點[9]是從一開始就是現實的理想主義，結合了人類特徵、比例、姿態和品性，還有一種完美感覺和通往神聖的寧靜。這種人神合一的佛像表達方式成為往後佛教藝術的經典肖像。

北魏時期（386－534年），遍布絲路沿線的石窟多有中心柱和禪窟，佛髮綹垂肩、體格清瘦。菩薩坦胸露臂，身著薄裙，各種人物多高鼻深目。壁畫線條簡練，多以佛本生和佛傳故事為題材。這種藝術主要源於印度的佛教藝術，同時也有希臘、羅馬藝術的影響。到唐代時（618－907年），波斯文化亦加入影響中原文化, 如在吐魯番等地出土的唐代絲綢刺繡和敦煌等石窟壁畫中出現的「聯珠對鳥」圖案、列雁方格獸紋等圖案，以及銅鏡中的海棠紋等圖案，均來自波斯藝術。

	一個圓形的聯珠紋樣,中間有兩只鳥相對而立，尾部呈卷草狀上翹，是極為典型的中亞粟特式織錦。
	西漢初期彩繪漆夔鳳紋四方海棠邊銅鏡

在造型和技法方面，早期彩塑體現出北方民族的氣質特徵，特別具有古樸、渾厚、粗獷、莊重的風格。面形圓中帶方而略長，比較豐滿；肩寬胸平而腰細，修眉鼓眼而隆鼻，身軀健碩，即所謂「 挺然丈夫之像 」。他們神情莊重肅穆、恬淡平靜，表現出超凡脫俗、洞察世間的神情智慧。整體而言，敦煌彩塑在北朝時期的演變，反映了外來佛教造像藝術在敦煌的歷程，一開始便通過消化、融合、吸收和改造，然後逐漸走向中國化的道路。

莫高窟繪畫題材以佛像、經變、人物等為主，並反映了不同的造窟時代的社會文化特徵。更加彌足珍貴的是直觀地將歷代繪畫造型的結構佈局、人物造型、線描勾勒、敷彩設色等方面各個時期藝術風格及其傳承演變以及中西藝術交融展現在人們面前，彩塑大者達 33米，如巨型石胎泥塑彌勒像，小者10 釐米。特別是魏唐時代的作品，更為人們譽為極品。

來自新疆圖木舒克的6世紀—7世紀的陶俑，現藏於巴黎吉美博物館。

伴隨著中亞傳道人在絲綢之路的努力，大量藝術作品流入，西域藝術在1世紀至11世紀於新疆塔里木盆地的發展可以作見證。西域（Serindia是絲和印度兩個詞的組合）藝術從健馱邏國（即今巴基斯坦）的希臘式佛教藝術演變過來。它結合了印度、希臘及羅馬風格。絲綢之路上希臘風格佛教藝術的影響到了今天仍然能夠從日本的建築、佛教畫像及某些日本神的表現方法中找到。

佛教自兩漢傳入，佛教傳播的方式是以佛像、教義、僧人，三種方式進行。當中以佛像最廣為流傳。早期的寺院和石雕都是印度西域風格，面相豐盈，肢體肥壯，表現莊嚴。自東晉以來，中國式的佛像才出現雛形。到了南北朝初期，得到了北魏孝文帝支持，中國造像到了隆盛時期。佛像風格漸轉向「秀骨清像」的風格，充滿飄逸高邁的藝術效果。隋唐時期，佛像變得雄健飽滿，雍容華麗。在宗教藝術世俗化的過程中，探索現實人的形象，從超凡脫俗走向慈祥關懷。五代兩宋佛像更走向人間化、世俗化，比唐代更為寫實逼真。元明清時期，佛像藝術進一步走近生活，進入了裝飾工藝與民間戲曲之中。

位於甘肅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是飛天藝術的故鄉、佛教藝術的殿堂，也是古絲綢之路上璀璨的明珠，見証了中國古代文化的輝煌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盛況。絲綢除了基本的紡織品功能之外，在“絲綢之路”時期還充當了“貨幣”，在這一功能下，絲綢不僅通過貨幣流通的手段傳到西方，也將中國的紡織技術、繪畫技藝乃至更為深層次的中國文化傳向了世界。在這個意義上，“絲綢”作為促進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具有不可估量的歷史與社會價值。

在戰亂頻仍，生命無憑的苦難年代，佛教因果報應、輪迴轉世的教義深入人心，傳統印度造窟修行以求得精神慰之風應運而生。敦煌石窟即是在這樣的歷史潮流之下的産物。石窟既是信衆禮佛修行之處，洞窟世界遂如佛國世界，走入洞窟中，佛的塑像是洞窟的主體，四周怖滿巨型的壁畫，頂部爲藻井建築裝飾圖案，地面更舖滿蓮花磚，簡直是一個遺世獨立的淨土境界。而充滿宗教意味和藝術美感的壁畫是石窟重要的組成部分。西元4 至14 世紀, 古代藝術家在敦煌東南宕泉河畔莫高窟, 陸續營建了大量的洞窟，在這裏保留了多達四萬五千平方米 的壁畫，是一座博大精美民族壁畫藝術宮殿。

早期的图案花纹主要为平棋、莲花、忍冬、火焰、云气、飞天、羽人等意趣生动活泼，隋唐之后加进了繁複的三兔莲花藻井、圆环连珠纹、飞马、狩猎、蹲狮、翔凤以及兽头鸟身、兽头忍冬身等变形纹样、加上织锦纹，尤其入唐之后纹样逐渐从仙灵云气转为以植物纹、规矩纹为主。主要有莲花纹、葡萄纹、石榴纹、茶花纹、团花、绫锦纹、迴纹等。

敦煌壁畫概況 人字披 莫高窟 431窟 窟顶图案

敦煌石窟中由若干白色圆珠连成环状的连珠翼马纹始于隋代，约四世纪时由西亚传入中国，隋唐时广泛流行。这种连珠翼马纹一般都是以对称形式出现，姜伯勤、沙武田等先生认为这种形式属于中亚波斯风格。连珠纹是波斯萨珊朝的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纹样，特别是连珠动植物纹样，最具有代表性，有对兽、对鸟、翼兽等形象。这在萨珊考古中多有发现，诸如连珠猪头纹、连珠孔雀纹等建筑装饰纹样，又如在中国出土较多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的正背两面均为围绕一圈的连珠纹，新疆出土的称为波斯锦的丝织物，基本纹样都是各种连珠纹。敦煌藏经洞所出的丝织品中也有大量的具有这种中亚波斯风格的连珠纹样。近年来在莫高窟北区考古发现的隋末唐初窟中的波斯萨珊朝卑路斯银币，更进一步证明敦煌与波斯关系之密切。

莫高窟249窟 翼马 (西魏)

敦煌隋代连珠翼马具有一定的中国传统色彩，而其装饰性已中国化了，把外来翼马改造为中国翼马了。新疆吐鲁番墓葬出土有“连珠对孔雀纹锦，连珠天马骑士纹锦等多种，日本法隆寺藏有隋代连珠狩猎纹锦。这是受波斯萨珊王朝装饰风格的影响，影响广及新疆、青海以及敦煌、西安、洛阳等丝绸之路沿线，并远及日本。

连珠骑士猎狮纹锦

菩萨像亦是隋代菩萨的代表作，菩萨面相圆中显方，两眉相连，眼细鼻直，轮廓清晰，头大、肩宽、腿短，具有隋代造型特点。左手持麈尾搭肩上，右手下垂提净瓶，系观世音菩萨像。神情 静谧含蓄，端丽庄重。麈尾兼有拂尘和扇子的功用

敦煌行腳僧圖 - 唐代，9世紀末 紙本設色
英国博物館, 斯坦因繪畫

身背裝經卷的書箱，手持麈尾，跟著老虎，由小的佛像護佑着的行腳僧圖, 在敦煌畫中可見到幾件。
敦煌學的材料不僅限於中國和漢民族，還涉及到我國境內不少古代民族，如匈奴、烏孫、羌族、樓蘭、龜茲、於闐、粟特、突厥、吐蕃、回鶻、龍家、西夏、蒙古以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吉爾吉斯、哈薩克斯坦、波斯、朝鮮、日本等國，具有極大的國際意義。再加上敦煌學涵蓋兼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諸多領域，博大精深，取之不盡，所以它必然成為東西方學術界共同注目的學問。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學者，不僅有中國人，還有英、美、法、俄、德、匈亞利、芬蘭、日本、印度、韓國等許多國家的學者，敦煌學的研究隊伍可以說是一支國際聯軍。

各國敦煌學者，盡管膚色不同，語言有別，甚至政治立場、思想觀念各有不同，但在敦煌學研究上卻有著共同的目標、共同的語言。早在東西方觀念對立、政治敵對時期，各國敦煌學者已經結成了良師益友，成為東西方和解的先行者。近年來，國際敦煌學界更為頻繁的往來交流，進一步加強了敦煌學的國際合作，通過合作交流，優勢互補，敦煌學研究出現了突飛猛進的局面，成果累出，日新月異，大有目不暇接之勢。敦煌學成為國際文化交流新的橋梁，打破了政治上的隔閡，如今更成為東西方合作的一支方面軍，發揮著民間交往的巨大作用。

敦煌學最早開始於清朝末年
當時，隻是對零星見到的數十件敦煌寫卷加以收集、刊布及校釋，在敦煌文獻研究方面也僅僅是剛剛起步。經過不到100年的時間，目前已發展為由12個分支學科組成的學科群。對敦煌建置史、興衰史、政權更迭史、美術史、文學史、佛教史以及敦煌歷史地理、敦煌民族、敦煌社會、敦煌民俗、敦煌教育、敦煌歷法、敦煌醫藥、敦煌民間借貸租佃等方面的研究已相當深入，上述諸項目除其本身的學術意義外，集合起來基本上展現出一個可以感覺、觸摸的古代敦煌地區的立體存在。為我國古代某一局部地區的歷史、社會狀況提供了一個極為難得的典型，在我國古代史研究中，這種局部地區典型，論其延續年代之長，視角範圍之廣，細節了解之多，還沒有能超過敦煌地區的。通過對敦煌地區多層面的窺探，可以增長很多歷史見聞，獲得不少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