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最重視的四大菩薩 - 觀音、地藏、文殊、普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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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民百姓,信的多是觀音和地藏,因為這兩位菩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能滿足眾願。但官僚和文人,則多信文殊和普賢,因為前者司智慧辯才,後者司崇理大德,信了他們,或能得高官厚祿,名揚天下。
在莫高窟,文殊和普賢在經變畫中的畫像大大超過觀音畫像。莫高窟現存《文殊變》一百三十一幅,《普賢變》一百二十四幅,其數量都是全國佛寺石窟之冠。
榆林窟第三窟是西夏晚期的洞窟,《文殊變》和《普賢變》這兩幅經變畫位於洞窟西壁。兩幅壁畫的精采之處,在於以不同的內容和手法來畫文殊和普賢,一反歷代單調和囿於規律的格式,以大場面的水墨山水和人物,展現超逸的宗教氣氛。
作为中国著名四大菩萨之一的普贤菩萨的艺术形象,是比较丰富多姿、绚丽璀璨的。普贤菩萨多以骑白象的形象出现。其装束与文殊类似,手中也执莲或剑,其身下白象有六牙,脚踏莲花。此外,传说普贤菩萨又称为延命菩萨,有益寿和延命的性德,因此还有一种延命普贤的像。延命普贤菩萨像 饱满的童子形,头戴五佛宝冠,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金刚铃,坐在千叶的莲花座上,由一个三头白象王背负着,象王脚下踏大金刚轮。从分布的地域看,遍及海内外;从材质形式看,有摩崖造像、经变壁画、金铜塑像、木雕、牙雕、板画、绘画等等。
敦煌壁画中出现对称的乘象普贤和骑狮文殊像,最早见于有贞观十六年建窟纪年的第220窟。此后,普贤和文殊菩萨日渐弱化了做为释迦牟尼佛左右胁侍这种比较单一的形象,发展成普贤变、文殊变这种较为独立的形式。普贤变、文殊变画像的出现并盛行起来,这和唐代社会佛教法会活动的隆盛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当时经常举行佛生日、成道会、涅槃会、盂兰盆会等常例法会,以及八关斋会、讲经法会、佛牙供养等不定期法会。
《普贤经变》是描绘普贤菩萨率领眷属去赴华严法会的出行图。普贤菩萨骑坐于带有华盖的六牙白象上,一手执莲,一手托盘。其他眷属的布置、描绘,与文殊变大体相同。场面浩大,色彩缤纷,充满了一派载歌载舞的极乐气象。
安西榆林窟的第3窟开凿于西夏中晚期,元代重修。洞窟内容和形制独具一格,特别是大量的精美壁画在敦煌石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此窟是一个汉藏两密并举的洞窟,穹顶画五方曼荼罗,周围画边饰、帷幔、千佛。东壁中间画佛传一铺,两侧画观音变相。南北壁中间各画净土变一铺,两侧均各画曼荼罗一铺。西壁门上画维摩经变,门两侧画文殊变、普贤变各一铺。其中洞窟东壁南侧的一幅 “ 五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 ” 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而独特,是罕见的优秀作品。
千手观音故事的经变壁画
榆林窟第3窟内,此窟开凿于西夏中晚期,洞窟内容和形制独具一格。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画位于洞窟东壁南侧。此画高3.70米,宽2.20米,面积为8.14平方米。观音像为51面,作宝塔形重叠,上下10层。画面上并没有把观音的每一只手都充分画出来,而是绘出很多器物来代表观音的手。图中内容丰富,整个画面中出现了166种器物,按照对称均衡的原则分布在观音像的两边,其中有41只手中的器物是根据天竺僧人不空所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绘制的,其余的则是画家根据西夏社会生活场面和所见而绘制的,在图中画出了人物、动物、植物、建筑、交通工具、生产工具、乐器、量器、宝物乐器、兵器以及其它各种法物、法器。
西壁门南北侧的《文殊变》、《普贤变》,无论从绘画水平还是从艺术价值来说,都是敦煌石窟同类题材中的代表作品,反映了西夏时期宗教艺术水平的成就。《普贤变》中普贤菩萨手持梵箧半跏趺坐于六牙白象的莲座之上,形象丰裕而秀美,神情恬静和善。白象四蹄皆踏莲花,光头的象奴紧拽缰绳,周围梵天、天王、菩萨、罗汉等护从。人物的冠带、披巾、衣袖、裙裾皆随风向前飘动,有风从后而来的动感,脚下云浪翻滚,使圣众驾云在半空急行之动势跃然壁上。
普贤上空峨眉山是典型北宋水墨山水样式,峰峦嵯峨、奇峰怪石、山岩间楼阁错落、恢宏雄伟。有寺院楼台亦有竹篱茅庵,雅静清幽,山涧跌水如织,溪流潺潺,环绕寺宇,山脚下层层平台,丛林掩映,瀑布飞泉直泻入苍茫大海。为表达对佛法的认知和感受,艺术匠师根据自身生活审美体验和艺术规律,大加发挥,使《文殊变》、《普贤变》更生动丰富,更贴近生活,成为世人情感和理想的寄托。
作为背景的山水楼阁,群峰突兀、山峦叠嶂,烟云飘绕,轻微晕染的同时,大量地运用了素白为底之白描法,不同角度的人像和景物在同一平面和空间中自然表现,是为画语所言“咫尺之图,写千里之景” 之绝佳写照,整面壁画为一大幅水墨,是那个时代山水画技法的最高成就。
楼阁
山水
左下角即最早的唐僧取经图, 唐僧之后为孙猴子和白龙马
完全汉化的罗汉
初期的大乘佛教,文殊是最具威望的菩萨,文殊信仰在中国大乘佛教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文殊信仰是随着大乘经典的传入而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并在唐代达到了顶峰。佛教东传经西域而来,中国化的佛教在形成自己的特点后又生机勃勃地反馈到了西域佛教中去,这一影响深刻地体现在了中西佛教交汇的重地———敦煌。 五台山地区的文殊信仰也影响到了敦煌地区,这在敦煌壁画和敦煌文书中都有突出反映。
敦煌壁画中,文殊形象最初出现在隋代第420窟的维摩诘经变中,此时画面较小,内容简单。盛唐第172窟的文殊、普贤以山水为背景,已颇具规模。据初步统计,敦煌初唐至元代的壁画中,文殊变有132幅。从初唐第220窟维摩诘经变中, 完全作为维摩诘的陪衬,发展到从经变中独立出来与普贤菩萨左右对称出现。盛唐时期,由于《华严经》的流行,华严经变大量出现,文殊、普贤成为画面的主角,众多天人、菩萨、天龙八部和帝释天前后护卫,画面气势宏大。
中晚唐时期,文殊信仰在全国兴起,文殊变日益扩大,人物众多,气势更加恢宏。文殊造像更加多样,密教色彩浓厚,甚至出现了中国特有的文殊造像———千手千钵文殊。从壁画的发展可以看到文殊信仰在敦煌的逐渐兴盛。
文殊师利菩萨手持如意,坐在青狮之上,丰腴沉静。衣带飘动飞扬,婀娜庄严,亦慈
亦慧。
《文殊经变》,安西榆林3窟,西夏
《文殊经变》局部
唐僧取经图,安西榆林3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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