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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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和世界視野中審視毛澤東和文革(1) 作者﹕atton﹐原標題為《文革秘史》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Opinion/2006_5_15_11_57_20_152.html 在歷史和世界視野中審視毛澤東和文革（1） 文革緣起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至少有以下三個﹕一是保持自己的地位﹐這地位包括死後的地位﹔二是讓江青毛遠新（一開始還有李納）接班﹔三是推行他的政策﹐並使該政策得以延續。這三個目的互相關聯。如果不保持自己的地位﹐當然也談不上推行和延續自己的政策。如果不讓江青和毛遠新掌握重權﹐毛澤東在衰老昏聵之時﹐靠誰來維持他的地位和政策﹖在他死後﹐又靠誰保持他的聲名﹐繼承他的事業﹖正如毛欽佩的老同鄉曾國藩所說﹐干大事最重要的是找替手﹐不然難免事業不成而身敗名裂。對毛澤東更有警示作用的﹐是斯大林的遭遇。斯大林死後不到三年﹐赫魯曉夫就在蘇共二十大（５６年２月）上作秘密報告﹐使斯大林背上了千古罵名。另外有傳言說斯大林死于周圍人的暗殺﹐為預防這種事件﹐最好的辦法﹐就是讓老婆孩子接班。還有一些正面例子﹐給毛啟示﹕蔣介石和金日成﹐毛的兩個老相識﹐他們在找接班人和延續聲名﹑政策方面﹐都十分成功。有了以上啟示﹐加上人的動物本能﹐和中國傳統﹐毛澤東在７０歲的時候﹐為上述三個目的作最後奮斗﹐也屬理所當然。 上述三個目的﹐因為互相支持﹐缺一不可﹐應該叫做“文革目的群”。筆者親歷文革﹐深感如果毛澤東的目的如果不是如上所述﹐那麼他的行為不可理喻。至于其他領導人物在文革中的行為﹐則以兩個認識為基礎﹐第一﹐他們認為只要毛澤東在﹐他作什麼誰也擋不住。第二﹕只要毛澤東一死﹐江青和毛遠新都沒有能力保持地位﹐當然也沒有能力延續毛的政策。只有以這兩個認識為基礎﹐高層人物（如周恩來﹐林彪﹐陳伯達﹑鄧小平﹑華國鋒等人）的行為才可以被理解。 經過十年的文革﹐毛澤東的目的群部分成功。他確實保持住了自己生前的權力﹐和死後的地位。但是﹐讓江青毛遠新接班的計劃失敗。他的政策也未能延續。至于他為什麼會遭到部分失敗﹐至少有這樣兩個原因﹕一是江青和毛遠新能力有限﹐二是他們的對手能力高強並且深謀遠慮。還有人會問﹕為什麼毛澤東在死之前﹐沒有把江青扶上主席的職位﹖如果這樣﹐是不是可以避免華國鋒和汪東興宮廷政變﹖ 我們可以從從毛澤東的臨終安排中﹐看出﹕他已經讓江青有足夠的力量﹐按正常的程序﹐自己獲得黨主席的職位。這樣做比讓江青的毛澤東活著的時候接任主席﹐更為名正言順﹐堂而皇之。為什麼這麼說﹖在毛澤東臨死的時候常委一共五人﹐是毛澤東﹑葉劍英﹑華國鋒﹑王洪文和張春橋。毛死了之後﹐變成四個人﹐其中江青集團佔兩個﹕王洪文和張春橋。按常規﹐在毛死後應該立即補選一名常委。當時的情況﹐在中央委員中﹐江青集團佔明顯多數。而毛澤東死亡是中共第一大事﹐必然舉行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或擴大會議﹐也就是中共的十屆三中全會。因為控制著絕大多數的中央委員﹐江青將是毫無困難地當選為常委和黨主席。所以在９月２９日（四人幫于１０月６日被捕）﹐張春橋和王洪文作為兩名常委﹐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江青同志的工作的問題”。按程序在三中全會上將對此問題進行表決。而江青則提出讓毛遠新留在北京﹐起草三種全會的報告。說明毛遠新將擔任總書記之類職務。 在政治局委員中﹐江青集團也佔一定優勢。因為在長期的整肅之中﹐凡是有骨氣的人早已被趕出政壇﹐根本也進不了政治局。當時政治局的成員都經過毛澤東精挑細選﹐他們的特點﹐就是幾十年對毛唯唯喏喏﹐近十年對江青畢恭畢敬﹐使毛相信﹐上有常委（張﹐姚）的壓力﹐下有中央委員的壓力﹐這些政治局的成員﹐絕對不敢也沒能力反對江青。 另外﹐毛澤東善于作這種安排﹕在中央委員中和常委中佔優勢﹐但是把政治局委員的多數讓給對手。在九大的時候﹐就是這麼作的。當時林彪的人馬在２１個政治局委員中佔１２個﹐佔優勢﹐但是在常委和中央委員中﹐毛澤東佔優勢。毛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就能把政治局變成黨內統戰場所﹐讓當時的同盟軍林彪認為自己得了很大的便宜﹐促使他努力為毛工作。但是﹐如果作重要決議﹐毛澤東很容易利用中央委員中的多數﹐達到自己的目的。並且中央委員可以改選政治局的成員。我們知道當年赫魯曉夫就是利用中央委員的多數﹐擊敗了莫洛托夫帶領的蘇共主席團（即政治局）的攻擊。當時的赫魯曉夫把全國各地的中央委員都用飛機接到莫斯科﹐開會否決了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等人在主席團通過的﹐整肅赫魯曉夫的決議。並把他們徹底地整肅了。所以對于共產黨來說﹐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三個層次﹐最關鍵的是最高的常委﹐和最下面的中央委員這兩個層次﹐如果這兩個層次掌握住了﹐中間的政治局不論從人選還是決策方面﹐都被控制。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華國鋒等人不能等到毛死後的第一次中央全會﹐必須提前（在毛死後一個月內）採取秘密軍事行動。江青集團卻在安心地等待著這次會議。這是毛澤東沒有料到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他想到了﹐也沒什麼辦法﹕他的生活秘書張玉鳳和保衛局長汪東興﹐和江青集團勢不兩立。這兩伙人之間的沖突﹐在毛澤東生前就早已存在﹐但是毛澤東並沒有解決﹐也沒有辦法解決。不但他沒有辦法解決﹐就是別人現在為他設想﹐也不能解決。因為他的生活和安全離不開張﹑汪二人﹐他的政治目標離不開江青和毛遠新。于是這兩個集團並存直到他死﹐在他死後必然馬上火並﹐問題只在誰贏誰輸。 另外﹐我們也應看到﹐毛澤東為一代梟雄﹐對自己的老年和身後﹐作了周密的安排。筆者認為毛澤東借鑒了蔣介石的經驗。因為蔣介石為其老年維權和子弟接班﹐都做了非常高明而成功安排。這種安排有三個要素﹕1,接班人自有實力。也就是蔣經國自己有實力。2,強大的太後坐鎮和監視。也就是宋美齡實力強大﹐在蔣介石老年和死後﹐都起著穩定作用﹐並監視著接班的實行。3,蔣介石自己擁有幕僚和手下。比如嚴家淦。這些人忠實于蔣介石﹐並在蔣介石老年的時候﹐保衛他不受太子和太後的欺負﹐始終保持最高決定權。在蔣介石死後﹐起承上啟下的作用﹐把權力順利地移交給太子蔣經國。 蔣介石的如此安排﹐可以說是完美無缺。成功地使他保持權力到生命結束﹐並讓兒子接班。毛澤東為了實現可與之媲美的老年維權和死後接班計劃﹐也盡其所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也作了一些有問題的事情。比如他依靠江青集團整肅了大量干部﹐就和蔣介石的情況不同。蔣介石沒有作這種事。所以蔣介石的老年維權和身後傳位﹐有一些老部下幫助。而毛澤東把很多老部下整死了﹐也得罪了另外一些。而且是依靠他要傳位的人──江青毛遠新﹐去整這些老干部。所以﹐他的老部下﹐和他的接班人（江青毛遠新）﹐成了敵人。而蔣介石的老部下和接班人關系良好。這其中就有讓我們費心思研究的問題﹕為什麼毛澤東在這方面不如蔣介石。為什麼蔣介石能讓老部下和接班人互相幫助﹐而毛澤東把這兩伙人搞成敵人﹖以筆者之見﹐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毛澤東的絕對權力﹐和這個權力產生的問題。現在我們就來看看毛澤東的絕對權力的內容是什麼﹐首先看看它是怎麼形成的。
絕對權力的形成
毛的黨內絕對權力大約在４５年中共七大時建立。４３年他已掌握了最後決定權﹐４５年這個權力變成無限期和不可改變的﹐並在中共七大上提出由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共。從１９２１年共產黨建立﹐到１９４5年之間﹐有二十四年﹐為研究毛的這一權力的形成﹐必須簡單敘述中共的歷史﹕ 第一階段﹕從２１年到２８年﹐可稱為“大革命時代”。這一階段蘇聯直接指揮中共。因為中共是國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和共產國際是上下級關系。另外國民黨執行聯俄政策﹐孫中山蔣介石也接受蘇聯的援助指導。蘇聯的目的是在中國建立親蘇政權﹐對抗西方和日本。這一階段的結束于１９２７年﹕國民黨突然投靠西方（借宋氏家族之斡旋）﹐拒絕了共產國際的指揮﹐實行反共。使中共失去了建黨以來主要的根據地──城市﹐被迫到農村偏僻地區尋找生存空間。但是共產國際有關人士﹐把失敗的責任到陳獨秀身上。 第二階段﹕從２８年到３５年。可以簡稱為留蘇派在根據地奪權階段。大革命失敗後﹐對農村比參熟悉的有識之士﹐如毛澤東﹑朱德﹑賀龍等人﹐在農村偏僻地區建立紅色割據﹐獲得生存發展空間。而留在城市的共產黨則被消滅殆盡。共產國際發現了農村割據是中共生存的惟一道路。這時就出現了誰來領導中國革命的問題。這時有兩種人﹐一種是曾到蘇聯留學﹐和國產國際關系密切的人﹔另外一種是農村出身﹐大革命失敗後在農村建立紅色割據的人。前者簡稱留蘇派﹐後者可簡稱鄉土紅軍。共產國際信任留蘇派。于是就有留蘇派回國﹐或從城市到蘇區奪權﹐以肅反和肅清托派為名﹐對鄉土紅軍干部大肆屠殺。這就是三十年代初期的肅反﹐被殺的農村紅軍干部達幾萬人。與此同時﹐鄉土紅軍中各派系也借此機會﹐屠殺異己勢力。比如毛澤東借機屠殺原江西福建當地農會組建的鄉土紅軍。而留蘇派人員中的各小派系﹐也互相爭斗﹐爭奪領導權。
這一階段也以失敗告終。留蘇派奪權的結果﹐使紅軍的力量因內部肅反而大幅削弱。共產國際和留蘇派不懂中國具體情況﹐莫斯科的遙控導致接二連三的戰略錯誤。忽而要求攻打城市﹐忽而要求全國起義﹐忽而要求寸土必奪﹐忽而要求“革命高潮”。其主要目的並非推進中共革命﹐而是改善蘇聯的國際環境──用中國革命牽制日本和西方。在莫斯科的王明﹐指定書生博古為黨的領導﹐德國人李德指揮軍事﹐凡事服從王明的遙控。王明自從３１年從上海去了蘇聯﹐從來不曾在蘇區工作。這導致了３５年的反五次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撤出根據地﹐向西面逃跑。中共實力受內部肅反和外部圍剿雙重打擊﹐遭受嚴重損失。 第三階段﹕從３５年到４5年。毛澤東建立絕對權力。這一時期斯大林（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同時派蘇聯信任的留蘇人員監視督導。這一階段的開始于１９３５年的遵義會議。１９３５年中央紅軍撤出江西的時候﹐把最寶貴的電臺都給丟了。結果在遵義召開會議的時候﹐無法和共產國際聯系﹐也不能接受其指示。遵義會議是中共第一次不受國際指揮的會議。這救了中共的命﹕大家把李德罷免了﹐讓了解中國情況的張聞天﹑周恩來和毛澤東﹑朱德擔任領導。 遵義會議之後﹐中共派陳雲到蘇聯匯報（到了四川之後才有機會出發）﹐陳雲（和其他人）成功地說服了斯大林﹐斯大林從此得到一個結論﹕從２８年到３５年的經驗證明﹐中共在國民黨的圍剿之下﹐非毛澤東領導不能生存。只有毛澤東有辦法﹐對付這類由德國軍官設計的﹐計劃周密﹐武器先進的圍剿。從此他支持毛澤東。所以在張國濤和毛澤東的沖突中﹐國際派出張浩支持毛澤東。但是斯大林對毛澤東並不放心。在蘇德戰爭前夕﹐為了督促中共支持國民黨反抗日本﹐以減輕蘇聯東部的壓力﹐在37年派王明回來﹐督導中共的國共合作。在這一階段中共轉危為安。並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之下﹐樹立起毛澤東的領導權。 1９４１年６月﹐德國入侵蘇聯﹐蘇聯的戰況危急﹐為了獲得美國的援助﹐斯大林同意停止世界性的共產運動﹐並在４３年６月解散了共產國際。毛澤東在４３年３月﹐被中共賦予最終決定權。這是因為沒有了共產國際作為最後決定者﹐在中國就需要這麼一個。 與此同時﹐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打擊王明為首的﹐失去了共產國際支持的留蘇派﹐也整肅可能和留蘇派聯合的知識分子（抗戰之後加入中共陣營的）。這一階段毛澤東依靠劉少奇領導的北方局。劉少奇在３０年代領導工人運動的時候﹐曾經在很多問題與共產國際和王明的意見不合。雖然劉少奇也曾留蘇。但是共產國際不喜歡劉少奇﹐認為他在工會運動上右傾。３２年的時候﹐國際通過當時的臨時中央﹐指示﹕“劉少奇不能擔任領導工作。”並決定﹕“撤銷劉少奇的中央職工部長職務﹐保留政治局候補委員。” 自從劉少奇到北方局工作﹐對王明以共產國際發出的指示﹐一直作抵制。以至于北方局被認為是對抗王明的基地。所以毛澤東把劉少奇拉上來﹐作反對王明的重要聯盟者。毛不但依靠他們打擊王明﹐也依靠北方局干部整肅從蘇區長征過來的干部。讓這些老蘇區干部乖乖聽話。同時﹐毛利用工農分子整肅知識分子﹐因為工農干部在上一個階段﹐也就從３１年到３５年﹐被留蘇派借肅反之名殘酷打擊﹐不但對留蘇派心懷仇恨﹐對新加入的知識分子也疑慮重重。他們是毛的堅定支持者。延安整風之後﹐在中共內部建立起三種的優勢﹕第一﹕鄉土紅軍﹐對留蘇派（以王明為代表）的優勢。第二﹕劉少奇為首的北方局干部﹐對原蘇區干部的優勢﹐第二﹕工農干部﹐對知識分子的優勢。這三種優勢比較錯綜復雜。比如說﹐陳毅是鄉土紅軍﹐但是也是蘇區干部﹐而且是留法學生──算知識分子。所以他也挨整也整人。算是延安整風中的中間分子。所謂中間分子﹐不是在兩派中間﹐而是在整人和被整中間﹕他被整也整人。後來還是啟用他作南方的軍事領導﹐但是﹐和所有蘇區干部一樣﹐受北方局劉少奇等人的控制。這種既被整也整人的處境﹐在中共的歷次運動中﹐頻繁地發生在很多人的身上。也算是中共生活的一大特點。 第三個階段﹕45年到50年。是毛澤東領導大成功的時代。在４５年二戰結束。蘇聯和美國重新對立。美國建立起反蘇反共的西方集團﹐斯大林企圖重新建立共產國際﹐並在１９４７年成立“共產黨情報局”──該機構本計劃代替以前的共產國際。斯大林借蘇聯的強大力量﹐強迫恢復蘇共對其他共產黨的上下級關系。這時候剛剛擺脫蘇聯控制的中共﹐急于抵抗蘇聯的干涉。在這種形勢下﹐在１９４５年４月開始的中共七大上﹐以劉少奇（北方局）為主力﹐農工干部為基礎﹐賦予毛澤東無限期絕對的權威﹐並提出“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的綱領。從而杜絕了以後蘇聯人超越毛澤東﹐干涉中共的可能性。
１９３７年回國的王明﹐對此事有很大幫助。因為王明的破壞力太大﹐一是因為他特別地能討國際領導人的喜歡。３０年代他靠共產國際的東方部負責人﹐他的老師米夫﹐在中國主持的會議上﹐強行讓他當上了中共的領導。３７年他回國之際﹐把女兒寄養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基米特洛夫的家裡﹐足見兩人關系密切。王明本人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成員。在４３年６月共產國際解散之前﹐對中共來說﹐王明是上級單位派下來的欽差﹐手中握有國際的尚方寶劍。共產國際派王明回來﹐是讓他督導中共﹐把中國變成蘇聯的東南盾牌。因為當時中國國民黨的力量﹐遠遠大于共產黨﹐斯大林認為國民黨才是抗擊日本的主要力量。 所以蘇聯不願意中共和國民黨對抗﹐拖國民黨抗日的後腿﹐而要讓中共協助國民黨拖住日本﹐使其不能或暫緩進攻蘇聯。王明執行這一任務的方式﹐有蘇聯和他個人的特性﹕一回來就借肅反肅托﹐屠殺干部樹立權威。這也是三十年代留蘇派奪取蘇區領導權的方式。他先殺了張國濤的兩員大將黃超和李特﹐顯示其權威。至于為什麼要殺張國濤的干部﹐也是因為這是斯大林已經決心支持毛澤東﹐而且張國濤因心懷不滿﹐在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的時候﹐共產國際指示放蔣合作﹐本來主張殺蔣的毛澤東馬上服從﹐但是張國濤卻仍主張“打到南京”。王明殺了黃超李特﹐把張國濤嚇得逃出延安﹐也迫使原四方面軍的干部投靠毛澤東﹐成為毛澤東的基本實力──在文革中作用巨大。這也使長征干部下定決心﹐堅決不能讓王明再掌握大權。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只有把一直和王明對立的毛澤東抬出來﹐並給予他最高權力。 45年到50年的現實﹐證明毛澤東領導的高明。中共內部大多數人﹐想不到在短短四年之中﹐打敗了國民黨的400萬軍隊。中共從在窮鄉僻壤被圍剿的狀態﹐一變為佔有整個大陸。毛的絕對權力和威信﹐因此得到進一步的加強。 了解了以上三個階段的大致情況﹐就知道毛澤東獲得絕對領導權﹐既靠他自己的能力和奮斗﹐也有鄉土紅軍和留蘇派（蘇聯）之間的斗爭的助力。另外﹐可以看出毛澤東非常會利用中產黨內的各派系的沖突。比如劉少奇之北方局干部﹐都沒有去過蘇區﹐以前在黨內的地位不高﹐在軍內沒有地位。但是現在延安地處北方﹐北方局的作用和地位提高﹐毛澤東馬上抬高他們﹐打壓老南方蘇區的干部。 ５０年之後﹐毛澤東的地位鞏固﹐但在某種程度上﹐他仍然服從斯大林的指揮﹐而且比４５年到４９年這段時間﹐更依靠蘇聯。原因有兩個。第一﹕攻打金門失敗。說明要想攻佔臺灣﹐必須有空軍海軍。他需要蘇聯給他提供這兩方面的援助。在一江山島戰役中﹐蘇聯裝備和戰術顯示出優越性。第二﹕朝鮮戰爭使他意識到了斯大林的謀略高明﹐實力強大﹐遠在他之上。斯大林使用計謀把中共拖入朝鮮戰爭﹐毛澤東直到騎虎難下之際﹐才恍然大悟。 簡單地說﹐斯大林的謀略包括三個步驟﹕１﹐蘇聯從朝鮮撤軍。二戰結束時﹐蘇聯和美國分別佔領朝鮮的南北兩部﹐以３８線為界。蘇聯提出亞洲的共產運動由中共主持﹐蘇軍撤出朝鮮。讓中共把朝鮮藉和朝鮮族的解放軍﹐共五萬人﹐兩個整師﹐和一些零散部隊﹐整編為三個師﹐交給金日成﹐成為朝鮮人民軍（韓戰爆發前１５萬人）的骨干。毛澤東對此安排有很大熱情。因為當亞洲共運領袖﹐顯然是比當中共領袖﹐提升了一大級﹐也是向世界共運領袖進發的第一步。所以毛澤東不但答應斯大林的要求﹐而且還主動說﹐中國將承擔那三個師的後勤補給。２﹐斯大林裝備朝鮮﹐並發動朝鮮戰爭。現在對中共是否在事先知道朝鮮戰爭的爆發﹐各說不一。但是﹐我們應該想到﹐中共和朝鮮軍隊關系密切﹐不管朝鮮和蘇聯是否正式知會中共﹐中共也應該能得知戰爭的准備情況和大致的開戰時間。據說中共能提前得知德國侵蘇﹐日本襲珍珠港﹐他怎麼能不知道朝鮮開戰﹖但是開不開戰﹐中共並無決定權﹐所以知道也沒用。 斯大林也知道﹐由于朝鮮軍隊和中共的關系﹐和蘇美兩大陣營當時的狀態﹐只要朝鮮一開戰﹐美國必然會加強對臺灣海峽的監視和防衛。因為美國必以日本為韓戰基地﹐為了在朝鮮打仗﹐駐日美軍必然傾巢而出。日本空虛﹐臺灣就成為日本的最重要的屏障。美國必然動用海空軍防衛臺灣。凡是有軍事常識的人﹐看看地圖﹐便可一目了然。而一旦美國防衛臺灣海峽﹐則中共和美國等同于開戰。因為這時中共公開宣稱的最重要的軍事目標﹐就是渡過海峽﹐“解放臺灣”。所以斯大林一旦把朝鮮推入戰爭﹐等于已經把中國拖入戰爭。３。蘇聯還有更厲害的一招。韓戰一開﹐中美進入准戰爭狀態﹐但是戰爭狀態並非戰斗狀態。在戰爭狀態中﹐雙方可以掘壕固守﹐互不沖鋒射擊。而斯大林的下一步﹐把中共拖入戰斗狀態﹕當美軍在仁川登陸之後﹐金日成潰敗﹐蘇聯對毛澤東說﹐如果中國不出兵﹐可以讓朝鮮同志退入中國境內﹐組織流亡政府。中共下入朝作戰的決心﹐實在是因為斯大林的這一句話。因為一旦金日成進入東北組織政府﹐他就不可能再回朝鮮──正如他在５３年停戰之後不能再過三八線。而東北和蘇聯接壤﹐朝鮮族和朝鮮國民為數眾多﹐如果在這裡建立蘇聯支持﹑控制的朝鮮政府﹐東北是否還是中國的領土﹐就成為絕大問題（按金日成的“主體思想”﹐東北大部在朝鮮版圖之中）。但是不放金日成進來﹐對毛澤東來說﹐也不行。因為他已經在全世界共產黨面前﹐接受了斯大林的重托﹕亞洲的共運靠他。而且金日成所剩下的殘兵﹐很多是從中國出去的軍隊。中共不可能不讓他們進來。于是﹐中共只有兩個選擇﹕或是放金日成進來﹐丟了東北﹔或是幫金日成打仗﹐讓他重佔北韓。對于中共來說﹐只可能選擇後者。 應該說斯大林的謀略實在高明。毛澤東在４９年就被斯大林裝入與美國對抗﹐替蘇聯打仗的口袋。但是他還自以為地位提升──從中國領袖變成亞洲共運領袖。當然毛澤東到了朝鮮開戰之時﹐還是為自己要了一個高價。就是讓蘇聯裝備中國軍隊﹐並提供飛機軍艦﹐建立海空軍。所以毛澤東和中共在韓戰之中也不能說全無所得。只能說得不償失。當然﹐對毛澤東來說﹐最重大的損失是太子毛岸英被炸死了。 對于毛澤東想成為國際共運的領袖﹐斯大林應該早有所知。其獲取該情報的渠道有很多條。其中一條是為共產國際在華做情報工作的史莫特萊女士。史莫特萊為美國作家﹐抗日戰爭之前在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基地上海）工作﹐受著名間諜佐爾格領導。現有資料說她也為蘇軍情報部門工作。抗日戰爭爆發之後（1937年）﹐受國際（蘇聯）委托﹐到延安和新四軍﹐對中共重要領導人作近距離考察。因為這一時期的中共領導人大多是鄉土紅軍﹐共產國際不熟悉。史女士對毛澤東的評價是﹕想作國際共運的領導人﹐但是缺少國際知識。這一評價好比是說﹕他想當工程師﹐但是沒學過數理化。或者﹐他想當醫生﹐但是沒上過醫學院。這對斯大林有重要意義。因為斯大林就是利用毛澤東的這一願望和缺陷﹐引導他和美國作戰。至于毛澤東為什麼會有當國際領導人的雄心壯志﹐我們只能說這主要源自他的性格特點。爭強好勝是動物本性﹐雄性哺乳動物都有這種特征。所以毛先生有此性格也完全正常。但是毛先生的好勝心理強到了反常異常的程度。正如劉少奇所說﹐毛的自尊心極強。這極強和超強﹐可能會出問題。問題之一是不顧現實條件﹐也要贏﹔之二是贏了無益﹐甚至有害﹐也要贏。如果研究毛澤東的詩詞﹐其特點就是極強烈的想贏。不但要贏世人﹐還要贏古人──“秦皇漢武﹐略輸文採﹐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他不但要贏中國人﹐還要贏外國人。不但活著要贏﹐死了還要贏。而且一次贏不了﹐接著再奮斗﹐非贏不可。這種心態在他小時候所作的《青蛙詩》中已表露無遺﹕我要是不先叫﹐哪個蟲子敢叫﹖他自己說的座右銘﹕“與天﹑地﹑人奮斗﹐其樂無窮”﹐“撞得頭破血流﹐也絕不回頭”。一般人對贏沒有這麼大熱情。大家看看現在廣場上的那個古怪建筑﹐那就是毛先生“非贏不可”﹐“贏了世人贏古人”﹐“活著要贏死後還要贏”﹐的象征──世界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皇帝﹐正對著宮門修建自己的大墳
但是毛澤東碰上了對手﹐就是斯大林。上述兩件事﹕攻金門失敗﹐和朝鮮戰爭﹐再加上延安整風時代﹐給他帶來靈感的斯氏著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讓毛澤東對斯大林心服口服。這對中共有好處。因為毛澤東信服了蘇聯﹐在５０年到５６年﹐誠心誠意地引進蘇聯的工業和軍事裝備。這導致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工業化方面十分成功。軍事裝備也突飛猛進。 在斯大林死後﹐毛澤東認為其他蘇聯領導人﹐都不能和斯大林相比﹐也不能和他毛澤東相比。蘇聯當老大哥的時代應該結束。也就是說﹐他又有贏的機會了﹕要贏過蘇聯。他先肅清內部﹐整肅了蘇聯在中共內部留下的幾個釘子。主要是高饒和潘漢年。這其中有冤情。現在並沒有公布饒漱石和蘇聯的關系。他確實曾在蘇聯工作。另外潘漢年在上海和香港的情報工作﹐本來就一直受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站的直接領導。但是也沒有任何材料說明他和蘇聯有不正常關系。他也曾是國際派的重要干部。潘在１９３３年從上海到蘇區﹐任中共中央局（即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這是他一生中擔任的最高職務。而１９３３年也正是國際派在蘇區全面奪權成功的時候。在１９３５年他參加長征﹐中途被派出到香港和共產國際接關系──在紅軍離開江西蘇區之前﹐蘇區的電臺被破壞﹐上海的電臺被國民黨查獲。所以當時和共產國際斷了關系。他到香港和國際接上了關系﹐然後和陳雲一起到了蘇聯之後﹐在１９３６年二月﹐即奉共產國際﹐也就是蘇聯之命﹐和國民黨駐蘇聯的武官鄧某會談﹐商議國共合作事項﹐而這時候紅軍還在陝北和國民黨軍隊苦戰。之後潘漢年回國﹐和陳立夫的代表會談之後﹐再到陝西向中共領導匯報。潘的行為明顯地表示﹐和國民黨的交往﹐完全由國際一手操縱。可以說潘主要是為國際工作。他自己在５４年才交代在１９４２年﹐有一次在來不及向延安請示的情況下﹐被李士群拉去面見汪精衛。事後也沒有及時向延安匯報。毛澤東對此十分不滿。我們現在可以想到﹐毛澤東一定會考慮到如此重大的事情﹐潘漢年一定是奉共產國際之命進行的﹐而非偶然行為。至于饒漱石﹑潘漢年和揚帆在上海解放後留用大量國民黨和汪精衛政府的特工﹐則部分應是有共產國際背景的特工（以拉潘漢年見汪精衛的胡均鶴為首﹐胡被潘任命為上海公安局情報中心主任）。在３３年之後﹐中共在上海基本上停止了活動﹐上海的共產黨工作人員﹐只能脫離中共的領導﹐接受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的直接指揮。其中有不少人員打入國民黨和汪精衛體制中工作。對于這些人﹐斯大林活著的時候不敢動﹐現在當然不能放過。至于高崗﹐現有蘇聯出版的斯大林的翻譯費得林的回憶錄﹐說４９─５０年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期間﹐斯大林給他一份材料﹐其中有高崗要求脫離中國﹐成為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的信件。這事發生在朝鮮戰爭之前﹐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必須服從斯大林。而斯大林把這份材料交給毛澤東的目的可能有三個﹕一是說明對毛澤東的信任。另外一個是告訴毛﹕在你的內部﹐有我的很多人﹐我並不在乎高崗一個。第三個目的﹐是看毛澤東對高崗的態度。如果回去就整肅高崗﹐那說明你毛澤東有反骨。毛澤東的反應﹐是回國後給高崗重任﹐並讓他主持朝鮮戰爭的後勤。這一工作需要和蘇聯密切合作。等到斯大林一死﹐毛澤東就找借口整肅高饒。其中的原因﹐表面上是高饒鼓動保持﹑擴大各大區的權力﹐反對中央對各省的直接控制。當然這也是重要原因﹐但是蘇聯因素也是重要原因。當時高崗已經上調北京任計委主任﹐饒漱石也上調中央任組織部長﹐都已經脫離大區。1956年11月158﹐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講到“裡通外國”問題時說﹕“我們中國有沒有這種人﹐背著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崗就是一個。這是有許多事實證明了的。”楊尚昆回憶錄中﹐也說該事件“有國際背景”。 至于說他們反對劉少奇﹐筆者不知其真假。饒漱石的太太陸萃當時任劉少奇秘書。想不出饒漱石為什麼要反對他。或許高崗不喜歡劉少奇。不喜歡的原因﹐可能有權利地位之爭的因素──北方局的勢力太大。也有和蘇聯的因素﹕蘇聯人一直不喜歡劉少奇。一是因為劉抬高毛澤東﹐以防止蘇聯在二戰之後重新領導中共。二是因為劉少奇從３０年代開始﹐對抗國際對白區和工運工作的指示﹐反對王明的遙控。 和潘漢年一同被整肅的楊帆（上海市公安局長）﹐則是潘漢年親信。現有文章說﹐建國初期從上海有人寫匿名信﹐舉報江青在上海的各種行為。而揚帆做過對江青的調查。于是﹐這事就落實到他身上了。當然﹐也有人說揚帆也和蘇聯聯系。潘楊的罪名之一是“以特制特”﹐這也是饒恕石的罪名﹐可是﹐以特制特從上海解放就實行了﹐毛澤東和其他人都沒有反對。到了整肅高饒的時候把這件事翻出來﹐上述“國際因素”應是主要原因。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Opinion/2006_5_16_8_40_55_412_3.html
在历史和世界视野中审视毛泽东和文革（3）(续3)
整肃罗瑞卿，对刘少奇等务实派，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和打击──军事务实派已经完蛋了，你经济政务务实派，还有什么前途？据回忆，在整肃罗瑞卿的会议上，几乎所有干部都持否定态度。叶群述说了罗瑞卿的罪状之后，陆定一说“奇谈”。但是，毛泽东的意见大家不敢抗拒。后来罗瑞卿要求和毛泽东最后谈一次，周恩来叹道“他太幼稚了”。笔者搞不明白周恩来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从现在看，罗瑞卿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毛泽东大计划中的一步。这个大计划就是扶植林彪，整肃务实群体。这个大计划任何人也阻止不了。因为毛泽东的力量太大了。(chinesenewsnet.com) 桃园经验，毛刘开战(chinesenewsnet.com) 到了1962年下半年，因为包产到户取得良好效果，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人准备推广。62年七月陈云到毛泽东处谈这件事。被毛泽东否定。这时毛泽东的精神高度紧张，和陈云谈过话之后，马上发动了反对“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运动。其中翻案风指的是彭德怀的问题。他知道一旦包产被肯定，等于正式否定大跃进和公社，而就是证明彭德怀是对的，他毛泽东是错的。接着就会对他的地位提出挑战。再说这时私下确实有很多人为彭德怀喊冤。毛泽东奋起反击，在八届十中全会（62年9月）上撤销了农村工作部，点名批评了邓子恢（该部部长，单干风代表）。62年7月，陈云和毛泽东谈包产谈不拢之后，陈云就回家养病，绝口不谈包产。但是邓子恢还在外面作报告，宣传包产的好处。邓子恢的行为确实是“为民请命”，可毛泽东最恨的就是这种人。(chinesenewsnet.com) 毛泽东的这些做法，更让有良知的干部，认识到跟着毛泽东那一套走，中国的前途必然是黑暗血腥落后。所以大家更倾向于刘少奇。我们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毛刘交恶，是发生在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还是在64年的刘太的桃园经验。如果把这件事放在上述“务实群体”和“毛林政战派”两大阵营的背景中来看，毛刘交恶是渐进过程，而非一朝一事所致。但是笔者认为，四清和桃园经验是关键的一击。七千人大会还不足以使毛刘火拼。虽然江青在文革中说“在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恶气，到了文革才出”。七千人大会确实实际上否认了大跃进和公社。而且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也不能否认──等于把饿死人的罪责，永久性地扣在了毛的身上。不管怎么样，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仍然让刘领导经济，让刘的太太出头，看看刘是不是对毛感恩戴德，要学诸葛亮。我们知道刘备也犯过大错。他起全蜀之兵，进攻东吴。起兵前诸葛亮带领群臣拦路苦谏，说汉贼是曹操，不是孙权，而且诸葛亮的战略就是东和孙权，北抗曹操，所以不宜攻打孙权。但是刘备不听，把诸葛亮放在蜀中，自己带兵东进，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刘备带残兵逃往白帝城，没脸回家（成都），在偏远的白帝小城住了一年，就死了。刘备犯了这种大错误，诸葛亮仍然鞠躬尽力，辅佐阿斗。如果刘少奇是个好人（毛泽东这么想），也应该如此。可是看看刘备，就知毛泽东比他差远了。刘备承担责任，自己不回成都，驻守白帝城以防吴国沿江而上，同时放权于诸葛亮。毛泽东到了这地步，却不干正事，赶紧搞“阶级斗争”，抓紧权力。(chinesenewsnet.com) 所以在62年一月七千人大会之后，或者在8月反右顷以后，毛泽东不但不整肃刘少奇，反而更让刘林二人的太太出面参政。应该说是皇恩浩荡。毛泽东等着看二人的报答态度。但是，这以后的发展，是在刘少奇周围形成了一个大群体──务实派。他是人心所向，而毛在大跃进问题有待解决，毛思想2（大跃进，快过渡）证明失败，毛思想3（世界武装革命）没有市场。在这种局面之中，刘少奇又作出一件十分关键性事情。那就是在毛泽东眼皮底下，假借毛泽东之指示，挖毛的墙角。这就是四清。(chinesenewsnet.com) 至今人们对四清的研究没有展开。这四清正好和毛的斗争方式相反，是用知识分子整肃工农干部。我们知道在反冒进的时候，就搞过这么一次，当时知识分子用科学和计算，否定工农干部的冒进。这里并非说工农干部都冒进，也不是说知识分子都科学。当时的情况是：建设需要科学知识，而工农分子由于缺乏这些知识，所以虽然任领导之职，却无行领导之能。工农干部擅长的是苦干和紧跟上级，如今苦干也干不成，因为不会干，要干只能在知识分子，工程师的指导之下──本来应该是他们领导工程师。这就让工农干部很不高兴，再加上权力大了，苦干也不愿意了。这时“紧跟上级”，就成为他们的惟一擅长之处。而上级也有很多毛泽东式的好大喜功之人。毛说过：如果不好大喜功，难道要好小喜过？这说明毛的那点聪明，全放在嘴皮子上了。谁都知道大事丰功，需要客观条件，自身能力。这些条件是什么，这能力是否合适，是科学问题，不懂科学就不明白。如果毛和工农干部努力学习科学，还是能明白。但是他们不学习，因为毛从延安整风开始，就一直大肆、不停，言之凿凿地鼓吹，工农最聪明，读书最愚蠢。结果这些工农干部也就不想学习了，再加上十几年来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读书的不但没完没了的检讨改造，还一定倒霉。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就是工农分子整知识分子，当农工分子多好！(chinesenewsnet.com) 刘少奇知道毛和中共这毛病。而且知道这是冒进和跃进的病根。他在61年主持日常工作之后，伺机逐步解放了部分右派，并把这些知识分子安排工作。到了63年，经济恢复，刘认为时机已到，就开始作高危高难动作了：毛泽东不是说大跃进的失败，是因为三分之一的农村政权，在阶级敌人手里？现在不需要把他们揪出来？这就是四清。四清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知识分子整工农干部。所谓工农干部，实际上就是农民出身的干部。因为中国工人很少。中国革命自27年大革命之后，就在农村进行，农民干部占绝大多数。当时城市干部大量下乡四清。连刚刚高中毕业，上了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也参加四清。把这和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和“五七干校”比较，就知道毛的路线和刘的路线的不同。毛的上山下乡，是让学生和干部接受再教育，到了农村低人一等。可是四清的时候，他们是工作组。检查干部的工作。刘的政策等于是把毛在延安整风发展起来的“工农整知识分子”，倒过来实行。(chinesenewsnet.com) 而且刘少奇已经有了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农村四清完了。就搞城市四清。这城市四清，大约就是让大批知识分子，去检查各单位的工作。工农干部一定首当其冲。首先是因为那时当权的都是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在反右和反右倾的时候，几乎被全部消灭。在57年反右的时候，有的部7个正付部长，只有一个知识分子，偏偏就把他给整下去了。现在剩下的是清一色工农干部。只要一查，必然发现很多账目不清，工作混乱的情况。知识分子查农工干部，当然能查出很多不科学，胡搞，乱花，欺上瞒下，瞎指挥的事情。因为大跃进之后这么搞已经标准化了。那么就会导致一个大的变化，那就是反冒进又来了，知识分子又起来，知识分子再次担任领导，指挥工作──和21世纪的情况有点类似。如此，毛的社会基础不就完了？改革开放的某些政策，因此会提前30年实行。我们可以看出来，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之间的冲突，是中共的内部冲突的主旋律。从留苏派肃反夺权，到延安整风，到反冒进、反反冒进，反右，大跃进，跃进后的调正，到四清，到文革，这一主旋律虽按时节变化，却始终鸣响不已。直到90年代有新四军背景江工程师，把陈市长整下去，事情才有了不可逆转的结果。（新四军的中共体制中，算是小兄弟，知识分子比较多，为让江先生坐稳，邓先生特别突出了新四军的地位）。 （未完待续） |